《南京社會特刊》，創刊號、第二册、第三册，南京市社會局編。南京市社會局鉛印本，創刊號一九三一年出版、第二册一九三一年四月出版、第三册一九三二年四月出版，南京大學圖書館藏。《南京社會特刊》三册，前兩期出版時局長黄曾樾（一八九八—一九六六），字蔭亭，福建永安人。十四歲考入福州馬尾船政學堂習法文，獲法國里昂大學文學博士學位。一九三〇年調任南京社會局局長。第三期出版時局長王光輝（一八九五—？），湖南湘潭人。辛亥革命後加入學生軍，後就讀湖南省立中等工業學校染織科，畢業後進紗廠做工，與他人組織湖南勞工會，並創辦平民閲報處、工人夜校、《勞工周刊》。一九三一年任南京社會局局長。南京市社會局前身爲社會調查處，成立於一九二八年，内有調查、統計、總務三組；同年改組爲社會處，内含總務、調查、農工商、公益四課；次年改爲社會局。社會局權責更多，至一九三一年時，有兩科五股，此外設有旗民管理員、下關辦事處，另有糧食管理所、第一平民工廠、救濟院、合作事業指導委員會、度量衡檢定所附屬於社會局。其救濟院下設育嬰所、婦女教養所、殘老所、水上救護所、遊民習藝所、營業處。南京社會局職責範圍，大致可分爲關於籌備自治事項、關於勞動行政事項、關於農工商事項、關於公益慈善事業、關於人事事項等五大類，共六十二項。創刊號内《本局行政述要》稱“除財政、土地、工務、教育、衛生，有明顯之界限，各有專局負責外，其他一切事務，無一不屬於社會”，可見社會局實爲一大局。此特刊創辦目的，在於向社會報告該局工作情形，並公示南京社會重要問題以及各家分析、建言等，供互相研究。每册例於目録前依次登載總理遺像、市長近影、局長近影，正文空白頁或頁面留白處時常插入各種統計資料，如人口數據、工廠數據、特定職業人員數據、道路數據、金融數據等。特刊内容即多圍繞上述五類六十二條，但第三册與前兩册不同。第三册弁言稱前兩册“内容材料、論文與圖表佔其大半，而於京市社會實際狀况與夫本局應付事實之具體辦法多付闕如”，故該期按行政組織分編，摘録相關管理規定，揭示相關社會實情，並附圖表等。計分爲農工商行政、勞動行政、公益慈善行政、社會事業行政、民食行政、合作事業等六編。相比第三册，除同有調查數據等事實資料外，前兩册更多的是觀點的呈現。時任局長黄曾樾在發刊辭中直指南京工商業落後，失業人口衆多，希望“建設工業化的南京市，同時新市的繁榮，要於工商業進展之中，還存留着一部分鄉村的美”，“推行市自治，逐漸來改善南京市民的生活和習慣，務要養成他們紀律化的生活……尤其要注意的是衛生和不良的迷信觀念”，“指導合作社的發展，使得將來工商業進步以後，勞資糾紛的萌芽，不至於孳長”，“提倡婦女的職業，一方面可以救濟眼面前失業的婦女，同時更可以引導南京婦女對於職業的興趣；並增進其向上心，化不生産者爲生産者”。創刊號内樓桐孫《京市社會問題概論》則標出含房屋租賃在内的物價高漲、公共衛生不佳、失業無業者過多、舊時積習未改四端。這些問題能在特刊中的調查統計或其他文章中得到印證。誠如第二期中史維焕《京市之廣義的社會問題》所言：“社會問題就是民生問題。”則民生問題亦即社會問題。於是特刊中有一些關乎民生的制度介紹文章（譬如介紹勞動保險制度）也理所當然。由於移風易俗也是南京社會局工作，故倫理道德與情操也是其關注對象，特刊登載有徐悲鴻《雅趣與俗調》一文。徐悲鴻時任職國立中央大學藝術系教授。觀點之中，也可見當時有識之士清醒認識。如在特刊中發表多篇文章的龔持，於創刊號内《新南京之社會建設問題》明言：“市民建設與公共建設，不可混爲一談……談南京建設者，每謂道路，日見寬廣，電話電燈，自來水，亦已從事改良或創設。”此段批評在今天猶不失其價值。在勞資問題、工商業發展問題、物價問題方面，特刊明顯宣揚合作社制度，似也可見國民政府用合作避免或化解階級鬥争的意圖。前兩册中與地方自治有關的文章稍多。梁克西《京市自治問題》指出：“在訓政時期忘却籌備地方自治，是忘却訓政的本義，是忘却總理的遺教。”陳登皞《市政府組織的比較研究》亦爲地方自治而作。按《國民政府建國大綱》，地方自治是憲政要義之一，而籌備地方自治是訓政工作之一。可見國民政府雖在種種情况影響下長期未走出訓政時期，但至少在訓政早期，確實在向憲政努力。社會救濟方面，除本特刊外，還可參考現存《南京特别市崇道善堂民國三十四年份冬賑入出款徵信録》《三十六年度首都冬令救濟委員會工作報告》等文獻。然而這些文獻多僅呈現相關慈善機構的收支與具體業務，不能直接反映慈善事業以及該各機構的運轉情况。本特刊一些文章則有相關綜述與分析，對當時南京的慈善事業有較爲完整的反映。本特刊的有關調查統計，除出示結果數據外，也時常出示調查表格，説明統計方法，使人可以知曉其具體如何獲得原始數據，並獲得相關結果。較爲可惜的是，南京大學所藏本書破損較爲嚴重，很多圖表已無法展開影印，只能暫付闕如。（朱丹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