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定建康志》五十卷，宋馬光祖修，周應合纂。馬光祖（約一二○一—一二七○），字華父，號裕齋，南宋婺州（今浙江金華）人。寶慶二年（一二二六）進士。初授新喻主簿，歷知餘干縣、處州、鎮江府、隆興府、太平州、臨安府、江陵府，入爲户部尚書，再出爲浙西安撫使、江東安撫使，繼加寶章閣直學士、資政殿學士等。寶祐三年（一二五五）來任建康（今南京）知府，開慶元年（一二五九）再知建康府，景定（一二六○—一二六四）間又以安撫使三任建康知府，累計履職建康十二年。在任『爲政寬猛適宜，事存大體』，『興廢起壞，知無不爲』，建康『郡民爲建祠六所』（《宋史》卷四一六本傳）。後歷參知政事、樞密使等，以金紫光禄大夫致仕。《宋史》有傳。周應合（一二一三—一二八○），原名彌垢，宋理宗爲之更名應合，自稱洪崖處士，號淳叟，又號溪園，南宋武寧（今屬江西）人。淳祐十年（一二五○）進士，曾任江陵府學教授，官至實録院修撰。開慶元年（一二五九），以承直郎差充江南東路安撫使司幹辦公事，兼明道書院院長。後因上疏彈劾賈似道，謫饒州通判，辭歸故里。著有《洪崖集》《溪園集》等，大都佚散。考西漢建元二年（前一四一），改秦故鄣郡爲丹陽郡，治宛陵縣（今安徽省宣城市宣城區）。西晋太康二年（二八一），丹陽郡移治建鄴縣（今南京）。隋初廢丹陽郡，另置蔣州，不久復改丹陽郡。唐武德三年（六二○），改丹陽郡爲揚州。至德二年（七五七），改置江寧郡，不久又改爲升州。上元二年（七六一），升州廢。光啓三年（八八七），復置升州。南吴武義二年（九二○），升州升爲金陵府。升元元年（九三七），南唐立國，定都金陵，改金陵府爲江寧府。宋開寶八年（九七五），降江寧府爲升州。天禧二年（一○一八），升州又升江寧府。南宋建炎三年（一一二九），更名建康府，轄有上元、江寧、句容、溧水、溧陽五縣。按江寧早期地方志常以地記、圖經冠名，記述内容側重地理，其源頭至晚可以追溯到南朝的《京邦記》《建康記》。《京邦記》二卷，南朝梁丹陽秣陵（今南京）陶季直撰。《建康記》一卷，梁、陳、隋之際吴興武康（今浙江德清）姚察撰。唐與北宋間，江寧地方志雖然仍舊延續地記、圖經的傳統，但數量却呈現『爆發式』增長，先後涌現出《建康宫殿簿》（一作『建康宫闕簿』）與《丹陽郡圖經》《秣陵記》《建康圖》《建康圖經》《建康記》《金陵地記》《金陵圖》《金陵圖經》《江寧圖經》《金陵記》及祥符《江寧圖經》、宋《江寧圖經》。可惜由於年代久遠，這些志書均已亡佚。迄於南宋，《乾道建康志》《慶元建康續志》出現質的飛躍。《乾道建康志》十卷，南宋丹陽史正志撰。史正志字志道，紹興二十一年（一一五一）進士，乾道三年（一一六七）來知建康府，後累官至吏部侍郎，著有《清暉閣詩集》《菊圃集》等。在任期間，曾於乾道五年（一一六九）撰成此書。《慶元建康續志》十卷，南宋吴琚修，朱舜庸纂。吴琚字居父，號雲壑，南宋開封人，父吴益爲宋高宗吴皇后弟，母爲秦檜長孫女。慶元六年（一二○○），以鎮安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江南東路安撫使兼判建康府，著有《雲壑集》。朱舜庸，南宋建康人，曾任府學學正。博學好古，熱心地方文獻，曾以二十年之力著成《金陵遺事》。《慶元建康續志》成於慶元六年（一二○○），書名『續志』，係對《乾道建康志》而言。《乾道建康志》《慶元建康續志》雖佚，但《輿地紀勝》《景定建康志》及元《至正金陵新志》多有引用。所存佚文内容涉及宸翰、建置沿革、疆域、城池、山川、田賦、祠祀、軍事、古迹、名勝、藝文、碑刻、人物等。諸書佚文顯示，其收録範圍已突破早期的地理局限，擴展到地理、經濟、政治、文化、社會、人物諸多方面。考北宋末靖康之難後，康王趙構即位，建立南宋，初議立都江寧。先是詔命『南宫北宅皆移江寧府』（李心傳《建炎以來繋年要録》卷八），爲宋室南遷作準備。建炎元年（一一二七），改江寧府爲建康府，定爲東都。紹興二年（一一三二），特詔在建康修建行宫。紹興八年（一一三八）雖然正式建都臨安（今杭州），但建康仍爲陪都。馬光祖來知建康後，深感『天下形勝，關中爲上，建康次之……南渡中興，此爲根本』。遂在景定二年（一二六一）於郡圃鍾山閣下設立志局，聘周應合主其事。周應合應聘後，以《乾道建康志》《慶元建康續志》爲基礎，并參考《建康實録》《六朝事迹編類》諸書，『前志之闕者補之，舛者正之，慶元以後未書者續之』（周應合《景定修志本末》），於同年輯成《景定建康志》。全書五十卷。前有馬光祖《景定建康志序》、捐刻各官姓氏、校訂助刻本籍姓氏、馬光祖景定二年《進建康志表》及宋理宗御批、目録、周應合《景定修志本末》。卷一至四留都録；卷五建康圖（辨附）；卷六至十四建康表；卷十五、十六疆域志；卷十七至十九山川志；卷二十至二十三城闕志；卷二十四至二十七官守志；卷二十八至三十二儒學志；卷三十三至三十七文籍志；卷三十八、三十九武衛志；卷四十、四十一田賦志；卷四十二、四十三風土志；卷四十四至四十六祠祀志；卷四十七至四十九古今人表、古今人傳；卷五十拾遺。此書形式上明分録、圖、表、志、傳五種體裁，内容暗成留都（録）和建康府（圖、表、志、傳）兩大板塊，而以建康府爲主要記述對象。《留都録》分設行宫記載、行宫規制、行宫留守、行宫匙鑰司等十多目。《建康圖》共十九圖，包括龍盤虎踞、歷代城郭、建康府境、建康行宫等，後附丹陽、揚州、金陵、建鄴、越臺、馬鞍山辨。《建康表》凡十種，每表分設時、地、人、事四欄，其中時『表其世年而記其災祥』，地『表其郡縣之沿革與疆土之分合』，人『表牧伯之更代與官制之因革』，事『表其得失之故、成敗之由』（《建康表總序》），具有大事記性質。此後元《至正金陵新志》設有《通紀》《世年表》，明《萬曆應天府志》設有《郡紀》，均以此爲源頭。志爲全書主體，亦有十種，凡三十二卷，内容涉及自然、政治、教育、文化、軍事、經濟、社會、古迹、宗教等。其中《疆域志》分立地爲都、地爲治所等十八目，《山川志》分立山阜、江湖等十一目，《城闕志》分立古城郭、今城郭等十七目，《官守志》分立府治、通判廳、諸縣令等十六目，《儒學志》分立前代學校興廢、本朝興崇府學等九目，《文籍志》分立書籍、書版等十目，《武衛志》分立形勢、攻守等六目，《田賦志》分立田數、賦税等六目，《風土志》分立風俗、災祥等九目，《祠祀志》分立古郊廟、社稷等五目。傳包括人物表和人物傳兩種，其中人物傳又分立正學、孝悌、節義、忠勛、直臣、治行、耆舊、隱德、儒雅、貞女十類。書中收録的地域範圍除今南京市江南各區縣外，還包括鎮江市的句容，常州市的溧陽。記述的時間範圍，《建康表》始於周元王四年（前四七二），《田賦志》迄於南宋咸淳四年（一二六八）。咸淳四年（一二六八）晚於《景定建康志》成書的景定二年（一二六一），推測係此志成書後『好事者』陸續增益所致。《景定建康志》是南京現存第一部官修志書，全面而又客觀地記載了一千數百年間，特别是南宋時期南京自然、經濟、政治、軍事、文化、社會、人物等方面的歷史。書中資料密集，史料價值彌足珍貴。其《儒學志》中有關明道書院的記述洋洋灑灑一卷，從書院的創建修葺、規模格局、院舍田産，到山長名録、教學講義等無所不包。將這些内容與《建康圖》中的明道書院圖相對讀，堪稱宋代書院的一個『縮影』。卷三十九《尺籍》目對安撫司厢禁軍、都統制司御前諸軍、侍衛馬軍司的侍衛馬軍、沿江制置使司新軍的兵力配備，軍裝、兵器等歷年修造數據，《戰艦》目對歷年新造和修理的各種規格與用途的戰船，以及經費來源，記載也都極爲詳盡。書中徵引廣泛，其中不少書籍已經亡佚。有學者統計，全書引用歷史地理類著作二十八種，今已亡佚的就有二十種，超過徵引此類著作總數的七成。其中徵引史正志《乾道建康志》一百七十條，顧野王《輿地志》五十六條，山謙之《丹陽記》三十條，各書均早已亡佚。又《留都録》收和建康相關的詔令共二卷六十九篇，其中建隆元年（九六○）到淳熙五年（一一九七）三十九篇，今見於《宋朝大詔令集》《續資治通鑑長編》《三朝北盟匯編》《北海集》《文忠集》等文獻中，但此後到咸淳元年（一二六五）的三十篇，現存宋元其他史籍均不見收録。書中所載，地方特色鮮明。建康在北宋初原爲升州，宋真宗封其子趙禎（即後來的宋仁宗）於此，遂升升州爲江寧府。南宋高宗南渡，最初也駐蹕這裏，後來雖未定都於此，但仍在建康保留行宫，并不時加以修葺，再三『臨幸』。爲此，纂修者特地『於未成府志之先，恭修《留都録》四卷』，以示『尊君之意』（《留都志》一）。南京不僅龍盤虎踞，是天然的避風港灣和東南地緣政治中心，同時也是出兵北伐、收復中原的橋頭堡。周應合此書《武衛志》序所謂『今之建康，内屏畿甸，外控淮壖，實長江之要會。中興以來，任重臣，建大閫，用名將，宿重兵於此，上接荆、鄂，下連海道，守衛至重，安危所關』。爲此，專門設立《武衛志》，對南京一帶歷代守江、渡江戰事，南宋時駐軍布防、軍事裝備等進行集中收載。本志治學態度亦科學嚴謹。各録、圖、表、志、傳之首均有總序，《官守》《儒學》《文籍》《武衛》《田賦》各志之首又有志序，簡明扼要説明體裁設置依據及主要内容、收録範圍、記述原則等，類乎後世方志各門類之首無題引言，民國黄炎培纂修《川沙縣志》謂之概述。卷五所附各地名辨論丹陽之名本出建業，論六朝揚州嘗治建業、後始爲廣陵一郡之名等，俱條分縷析，精核服人。就志書體例看，該書具有創例意義。紀傳體本是我國古代官方史書的傳統體裁，其中皇帝傳記謂之紀，其他人傳記謂之傳，記載名物典章、風俗、經濟等者謂之志，以時序、人物等爲本位臚列歷史事件者謂之表。書中運用的各種體載，在史書中大都淵源有自：《留都録》源於《史記》的本紀，《建康表》源於《史記》的《諸侯年表》等，《祠祀志》源於《史記》的《封禪書》、《漢書》的《郊祀志》，《文籍志》源於《漢書》《新唐書》的《藝文志》、《隋書》的《經籍志》。但纂修者又在繼承中進行大膽創新，堅持事以類從、横分門類的原則，收録範圍全面系統，條理清楚，層次明晰，體例嚴整，從而形成獨具特色的方志紀傳體。清孫星衍重刻此書《後序》對其推崇備至：『《建康志》體例最佳，各表紀年隸事，備一方掌故；山川、古迹，加之考證，俱載出處；所列諸碑，或依石刻書寫，間有古字。馬光祖、周應合俱與權貴不合，氣節邁流俗者，其於地方諸大政，興利革弊，尤有深意存焉。』清《四庫全書總目》及民國《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評價也都很高。前者云：『援據該洽，條理詳明，凡所考辨，俱見典核。』後者云：『宋代方志，整密賅博，無逾此編。』元張鉉《至正金陵新志》，明雷禮《嘉靖真定志》，清洪亮吉《乾隆登封縣志》、謝啓昆《嘉慶廣西通志》、趙謙之《光緒江西通志》、黄彭年《光緒畿輔通志》等，阮元《嘉慶浙江通志》《道光廣東通志》，無不受此志影響。在中國方志史上，此書形成於專志向綜合性通志過渡的歷史節點上。在此之前，地方志記述對象比較單一，通常以地理爲主。唐末五代藩鎮割據，政權更迭頻繁，社會風氣敗壞，君臣道喪，廉耻不存，朝秦暮楚、犯上作亂、篡弑自立的現象屢見不鮮。當此之際，周敦頤、程顥、程頤、朱熹等一批思想家，以振衰救弊爲己任，大力倡導理學，希望以此重建封建倫理道德體系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級秩序。而志書的實際纂輯人周應合早年即沉潜於程朱理學，任建康府明道書院山長期間，就大力宣揚程朱理學，并捐俸刊刻《程子書》。爲此，《景定建康志》大大强化人文部類的記述，成爲地方志由以地理爲主的專志，一變而爲統合古今、横陳百科的綜合性通志的傑出代表。以卷目而論，全書五十卷，屬於地理部類者只有十卷，屬於人文部類者有四十卷，人文部類容量相當於地理部類的四倍。這種現象在人物部類的收録範圍與標準上表現得更加突出。其人物表分設生於此、居於此、職於此、墓於此、祠於此、封於此諸欄，收録標準爲『迹』，即人物的事迹。《人物傳》分設正學等十類，收録標準是『品』，即人物品行。無論『迹』或『品』，『寓崇厚表章之意』（《古今人表傳序》）都是根本的取捨原則。細讀人物傳可以發現，其入傳人物全部都是『道德楷模』的正面人物。與此截然相反，本籍名人秦檜是政和五年（一一一五）狀元，南宋紹興元年（一一三一）擢參知政事，隨後拜相，紹興八年（一一三八）再次拜相，前後執政十九年，歷封秦國公、魏國公，地位十分顯赫。但因其大節有虧，纂修者果斷將其擯棄不録。書前《景定修志本末》提出的定凡例、分事任、廣搜訪、詳參訂官修志書的制度設計，是一種行之有效的質量保證機制，具有較强的科學性和可行性，此後在我國方志編纂中得到廣泛應用。此志定稿刻板時，於『每卷每類之末虚梓以俟續添』（周應合《景定修志本末》），也體現了編纂者具有方志文化延續性、系統性、傳承性的超前意識。此志有明影宋抄本，清錢大昕藏抄宋本，錢大昕抄本，乾隆間《四庫全書》本，乾隆間抄本，嘉慶六年（一八○一）金陵孫忠愍祠仿宋刻本，抄本。本次出版，以金陵孫忠愍祠仿宋刻本爲底本影印。（張乃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