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文库·精华编前言

莫砺锋 徐兴无

江苏行政区域的形成，始于清康熙六年（一六六七）划分江南省为江苏和安徽两省。但是江苏历史文化的形成，依靠的是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在这块土地上开展的卓越而伟大的文化实践。

江苏的自然地理得天独厚，控江淮而临黄海，主要为淮河、长江下游的冲积平原，水土丰饶，交通便利，是孕育高度发达的文明和文化的温床。江苏是华夏文化南北交往的东部通道，是中华文明连通东亚文明的出海口，是近代中国开风气之先的地区，因此，江苏的文化地理积淀丰厚。新石器时代，北方的龙山文化、南方的良渚文化等地域文明在这里碰撞融合；夏商周时期，北方的齐鲁文化，淮河的东夷文化、南方的吴、楚、越等文化在这里交替演进。秦汉统一之后，中国历代王朝在淮河南北以及长江中下游南北设立了一系列行政区域，在此基础上形成了南北延伸、东西拓展的黄淮文化、江淮文化和江南文化，为江苏的历史文化提供了更为辽阔的发展空间。自东吴的建业到民国的南京，中国历史上十个王朝或政权曾在江苏建立首都；自春秋的邗沟到京杭大运河，中国南北最大的交通动脉在江苏形成主干。江苏作为南方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之一，不断地为中华民族的统一、中华文化的复兴和发展以及东亚文明的交流提供着有力的支撑。

任何文化都可以分为器物文化、制度文化与精神文化三个逐渐深化的结构，精神文化是最深层的结构。它既是最高级的文明成果，又是最稳定的文化传统和精神力量。在文化繁荣的时代，精神文化为文化的发展创新提供积极的资源；在文化危机的时代，精神文化是实现文化变革与复兴的力量。精神文化的成果集中体现在思想、宗教、科学、文学、艺术等方面，而文化典籍则是这些成果的重要载体。江苏的精神文化及其成果形成于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之中，留下了浩如烟海、丰富精彩的文化典籍。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的思想文化“百家争鸣”，和世界一道进入了所谓的“轴心文明时代”，诸子百家的代表人物孔子、孟子、墨子、老子、庄子等生活于鲁、宋、楚等国，江苏的北部和西部都是他们的足迹所履之处，他们的学派中不乏江苏地区的人物。比如孔子的弟子言偃（字子游）来自江南的吴国，其言论见载于《论语》 《礼记·礼运篇》等儒家经典，应该是最早与江苏文化相关的儒家思想，特别是《礼运篇》中孔子向言偃阐说的“天下为公”的思想，是中国近现代民主革命借鉴的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至今镌刻在南京中山陵的牌坊之上。

西汉王朝的政治势力兴起于江苏北部，汉朝前期的吴、楚、淮南等诸侯王国赞助学术和文学，“招宾客著书”，文学之士云集，江苏成为西汉的文化重镇。汉高祖刘邦的少弟、楚元王刘交和鲁人申公曾经跟随荀子的门人浮丘伯学习《诗经》，两人皆为《诗经》作传，号称元王《诗》和鲁《诗》。申公成为汉代鲁《诗》的宗师，汉文帝时担任博士；沛人（今徐州市）施雠传授《周易》，成为汉代施氏《易》的宗师，汉宣帝时立为博士；沛人庆普传授《礼》，是汉代庆氏《礼》的宗师；东海下邳（今睢宁县）人严彭祖传授《公羊春秋》，汉宣帝时担任博士，是汉代严氏《春秋》的宗师。淮南王刘安和宾客所作《淮南子》，是秦汉道家思想集大成的经典。汉成帝时，著名学者、目录学家、辞赋家、汉室宗亲刘向、刘歆父子受诏典校皇家秘书，他们“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撰写《七略别录》，奠定了中国古代校雠学的基本原则和图书分类法。汉代辞赋源自战国时期的楚辞，淮阴（今淮安市）人枚乘、枚皋，会稽吴（今苏州市）人严忌、朱买臣等都是西汉著名的辞赋作家。刘向搜集战国屈原、宋玉以及汉代淮南小山、东方朔、王褒等人的作品，附以自己所撰《九叹》，整理编纂了《楚辞》。《楚辞》是文学总集之祖，与《诗经》一道构成中国古代诗歌的经典源头。

东汉末期，江南地区的社会比较安定，经过赤壁之战，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形成。东吴的政治中心先后建立在吴（今苏州市）和建业（今南京市）。这一时期孕育了易学家陆绩、文学家陆机、陆云这样的文化家族。西晋灭亡，北方汉族政治势力南渡，与南方士族联合建立了东晋王朝，定都建康（今南京市）。此后经历宋、齐、梁、陈，形成与北方诸民族政权“北朝”对峙了二百七十多年的“南朝”。北方侨民带来中原地区的文化，与本土文化不断融合，使得南朝成为中华文化的中心，江苏文化进入了第一个辉煌时代。南方的经学别开生面。东晋范宁的《春秋穀梁传集解》代表汉魏以来《穀梁》学的最高成就，也是现存最早的《穀梁传》注本，列入儒家“十三经”之中。南朝经学与玄学、佛教互相借鉴，发展出疏解经义的义疏之学。梁代吴郡（今苏州市）人皇侃的《论语义疏》是现今唯一完整的南朝义疏学典籍，清乾隆年间从日本回流，被收入《四库全书》之中。南朝的史学成就也很高。“二十四史”中有三部南朝人的作品：范晔的《后汉书》、沈约的《宋书》、萧子显的《南齐书》。裴松之为西晋陈寿的《三国志》作注，补充了大量的史料，创新了史书的注解方式。南方地理的开辟、家园意识的觉醒，激发了南朝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周处《风土记》、陆澄《地理书》等都是代表性的作品。以道家学说为主体的魏晋玄学发源于北方，与道教、佛教相互借鉴，提高了中国古代哲学的思辨水平。同时，高蹈清谈、品鉴人物等所谓的“魏晋风度”也成为文化士族的生活态度。随着北方士族的南渡，玄学对南朝的文学艺术如玄言诗、山水诗、山水画、书法、文学理论、书画音乐理论等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刘宋临川王、彭城（今徐州市）人刘义庆所撰《世说新语》中记载了许多汉魏东晋玄学名士的轶事，是中国文学和史学的名著。南朝的文学极一时之盛，文学理论著作和文学选集层出不穷。自西晋陆机的《文赋》到齐梁钟嵘的《诗品》、刘勰的《文心雕龙》等，奠定了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雄厚基础。梁昭明太子萧统组织编写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文学作品选集《文选》，以诗赋为文学，将五经、诸子、史书拒之于外，表现了文学主体意识的觉醒。隋唐之际，江都（今扬州市）人曹宪等讲授《文选》，他的学生李善所撰《文选注》，对中国文学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南方的文化创新更新了学术分类和知识领域，东晋李充撰写的《四部书目》确立了“经史子集”的图书分类法。刘宋时期在国子学中设立儒学、玄学、史学、文学和阴阳学“五部学”，改变了汉代以“五经”作为太学科目的局面。

隋唐实现了南北统一，政治和文化中心再度回到黄河流域，但是中国的经济重心已经偏于东南，“赋之所出，江淮居多”，江苏地区成为国家命脉所系，从而成为文化重镇。几乎唐代所有的大诗人都来过江苏，而江苏的诗人也有卓越的表现，著名的有润州丹阳（今丹阳市）人包融、储光羲、许浑、长洲（今苏州市）人陆龟蒙等，而初唐时期扬州诗人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长篇巨制，被誉为“孤篇横绝，竟为大家”。江苏的思想学术多有创新。天宝末年做过润州丹阳县主簿的啖助破除《春秋》三传的经学师法壁垒，注重汲取大义。他的学生、吴郡（今苏州市）人陆淳和经学家赵匡一道整理充实了他的《春秋集传集注》及《统例》，编成《春秋集传纂例》，开启了唐宋新儒学的学术路径。唐代大史学家、彭城（今徐州市）人刘知幾曾担任史官，他撰写的《史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史学理论著作。“五代十国”时期，定都金陵的南唐中主李璟、后主李煜父子和他们的一些文臣，如广陵（今扬州市）人冯延巳等沉浸于小令词作，为宋词的发展开辟了道路。吴县（今苏州市）人范仲淹、高邮人秦观、楚州（今淮安市）人张耒、吴县人叶梦得、范成大等都是宋代著名的词人。汉字是中国文化的重要载体，东汉经学家、河南人许慎编撰了中国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为分析汉字结构，规范汉字书写，识别古文字打下了坚实的学术基础。南唐文臣、文字训诂学家、广陵（今扬州市）人徐铉、徐锴兄弟对《说文解字》的研究贡献至巨。北宋统一后，徐铉奉旨校勘《说文解字》，由朝廷刊行，世称“大徐本”；徐锴撰有《说文解字系传》等，世称 “小徐本”。

宋元时代，中国社会发生了世俗化的转型，印刷术的发明普及了书籍和知识，民间学术兴盛。泰州人胡瑗和山西人孙复、山东人石介被誉为宋初儒学的“三先生”。胡瑗在泰州创办安定书院，又被范仲淹聘往苏州府学讲学，他的《周易口义》 《洪范口义》等讲义记录是宋代新儒学的重要典籍。北宋河南人程颢、程颐兄弟创发的理学号称“洛学”，他们的门人杨时学成后南下江苏，在无锡建造东林书院，将理学传授给无锡人喻樗和南剑州（今福建省）人罗从彦等。喻樗的学生、无锡人尤袤是南宋的大学者和藏书家，他编写的《遂初堂书目》是中国古代目录学经典。在福建地区，罗从彦传授李侗，李侗传授朱熹。朱熹是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号称“闽学”。明代重建的东林书院石牌坊上镌刻着“闽洛中枢”四个字，说明江苏是宋代理学南传和发展的中枢站。宋代的文学成就很高，文坛领袖和大文学家如欧阳修、王安石、苏东坡、陆游等人的创作与人生都与江苏关系密切。江西诗派是宋代著名的诗歌流派，彭城（今徐州市）人陈师道是其中的代表作家之一。南宋诗坛上，无锡人尤袤、吴县（今苏州市）人范成大和吉州（今属江西）人杨万里、越州（今属浙江）人陆游被誉为“中兴四大诗人”。

明清两代，江苏文化进入了第二个辉煌时代。江南发达的手工业、江淮地区的运河与盐业成为中国经济的重要命脉，书院、藏书、出版业兴盛，科举登仕和家族文化繁荣，城市与市民文化发达。明朝开国时定都南京，江苏地区一度成为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中心。明成祖迁都北京之前，在南京编纂了一系列大型的文化典籍。比如二万二千多卷的《永乐大典》，被誉为“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民间学术也不断地发展。泰州安丰场（今东台市）盐民王艮发扬王阳明开创的心学，将儒家的道理平民化、世俗化，号称“泰州学派”。上元（今南京市）人焦竑博览群书，在理学、史学等许多领域建树丰硕，有《焦氏笔乘》 《国史经籍志》等著作传世。万历年间，无锡人顾宪成、高攀龙等重建东林书院，主张经世致用，砥砺气节。他们聚众讲学，批评朝政，被目为“东林党”。顾宪成撰写的书院楹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永远激励着中国的读书人。

明清之际，昆山人顾炎武总结家国兴亡的教训，反对理学空谈心性的学风。他在音韵训诂、历史地理、社会经济等一系列学术领域均有开创之功，撰写了《日知录》 《肇域志》 《天下郡国利病书》等学术巨著。清代以程朱理学立国，但是对知识的追求和实证的治学方法形成了清代学术的新世界，经学、史学、诸子、文学均取得了一系列总结性的成就。山阳（今淮安市）人阎若璩撰写《尚书古文疏证》，考证传世的四十五篇《尚书》中有十六篇是东晋豫章人梅赜根据古代文献拼凑造作的文字，为清代文献考据学树立了典范。清乾隆、嘉庆时期形成的“乾嘉朴学”是清代学术的巅峰标志。区别于理学所代表的“宋学”，乾嘉学术标榜汉代经学，号称“汉学”，其中以皖派和江苏的吴派、扬州学派为代表，产生了一大批江苏籍的经史大家及其学术名著。吴派的开创者是吴县的惠周惕、惠士奇、惠栋祖孙三人。惠栋的《周易述》对汉儒的《易》学做了系统的考证。甘泉（今扬州市）人江藩有感于学术的时代特征，撰写了《国朝汉学师承记》和《国朝宋学渊源记》等，是有关清代思想学术史的重要著作。吴派在历史考据学方面也有建树。嘉定人（今属上海市）王鸣盛从惠栋游学，定居苏州，著有《十七史商榷》；另一位嘉定人钱大昕也在苏州生活，师事惠栋，著有《廿二史考异》 《十驾斋养新录》等。他吸收吴、皖和浙东学派之长，主张“实事求是，不偏主一家”，对吴派以求古为求是的理念进行了纠正。阳湖（今常州市）人赵翼不仅是著名的诗人，而且是一位史学家，著有《廿二史劄记》。此书追迹顾炎武《日知录》的治学精神，探求中国古代史书的内在法则，关注朝代兴亡、制度沿革等重大史事，堪称清代史识最高的史学著作。此外，阳湖（今常州市）人孙星衍、武进（今常州市）人张惠言都是乾嘉时期著名的经学家。金坛人段玉裁是皖派学术大师戴震的传人，他花费四十年撰成学术巨著《说文解字注》，继承了顾炎武、戴震的音韵训诂学方法，以时代考察音变，借字义探求思想。清代的扬州是漕运和盐运的枢纽，富甲天下，也是学术名家辈出的地方。扬州学派的治学方法融合吴、皖，精通兼备。高邮人王念孙、王引之父子俱为学术大家，号称“高邮二王”。王念孙少时入戴震门下，著有《广雅疏证》 《读书杂志》等，是清代音韵训诂和校勘学方面的名著。王引之著有《经义述闻》 《经传释词》，“用小学（文字音韵训诂之学）说经，用小学校经”，追求客观的经义，善于从字音和语境中求字义，奠定了语言文字学的基本学理。江都（今扬州市）人汪中关注中国古代的学术源流，著有《述学》，将朴学治经的方法拓展至诸子学的研究，见解精辟。江都人焦循对戴震极为推崇，撰成《孟子正义》，贯彻了戴震《孟子字义疏证》的思想观点。仪征人阮元的学识极为通达，善于从字义考察经义，精于天文历算之学，主张融通中西。他主编的《畴人传》，汇集中国历代及西方天文、数学家传记，是中国第一部科学家传记集。他是清代学者中的高官，组织了许多大型的学术工程。他广集宋代善本，对儒家“十三经”进行了精细的校勘，根据《校勘记》刻成《十三经注疏》，成为迄今儒家经典最权威的版本。他主持编纂的《经籍籑诂》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经学词典；《皇清经解》是清代经学研究成果的汇总。就在汉学兴盛之际，武进（今常州市）人庄存与、庄述祖父子和刘逢禄等学者另辟蹊径，推崇《公羊春秋》，开创并发展了“常州学派”。“常州学派”以发凡起例，探求微言大义为治学目标，突破了汉学注重名物训诂的局限，对晚清政治思想变革产生了影响。近代中国变法运动的两大思想先驱、浙江人龚自珍和湖南人魏源皆出刘逢禄门下，晚清经学家、思想家王运、廖平、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皮锡瑞等人都受到“常州学派”的感召与影响。

明清时期，江苏的文学成就蔚为大观。吴县（今苏州市）人徐祯卿、太仓人王世贞、武进（今常州市）人唐顺之、昆山人归有光等，分别是明代文学流派“前七子”“后七子”和“唐宋派”中的成员。明清之际，昆山人顾炎武、归庄、东台人吴嘉纪、太仓人吴伟业等的诗作道出了明清时代的变革和遗民的心声。长洲（今苏州市）人沈德潜、武进（今常州市）人黄景仁、阳湖（今常州市）人赵翼等均是清代的著名诗人。文坛领袖、常熟人钱谦益不仅开创了新的诗歌创作风气，而且学识渊博，所撰《钱注杜诗》和《列朝诗集》是清代的诗学经典。词在清代得以复兴，以词学家张惠言为代表的常州词派主张词有寄托，提倡深美闳约的词风。他的《词选》和丹徒（今镇江市）人陈廷焯的《白雨斋词话》、吴江（今苏州市）人徐釚的《词苑丛谈》等都是清代词学的经典。清代的散文虽然以安徽桐城派为大宗，但以张惠言、阳湖（今常州市）人恽敬、李兆洛等为代表的阳湖派则主张骈散结合，博采众家，别开生面。清代骈文名家中，更不乏江苏作家，如阳湖（今常州市）人孙星衍、洪亮吉，江都（今扬州市）人汪中等。明清时期是中国通俗文学高度繁荣的时代，通俗小说、戏曲、说唱文学等名著层出不穷，脍炙人口，其中许多巅峰性的作品均出自江苏作家之手。白话小说有明代长洲（今苏州市）人冯梦龙编著的短篇小说集《三言》（《喻世明言》 《警世通言》 《醒世恒言》），长篇则有兴化（今泰州市）人施耐庵创作的《水浒传》、淮阴（今淮安市）人吴承恩创作的《西游记》等。自明代昆山人魏良辅变革昆山腔以后，昆腔传奇成为明清戏曲的主流剧种，出现了昆山人梁辰鱼创作的《浣纱记》、吴县（今苏州市）人李玉创作的《清忠谱》等名作。由于清代扬州盐业的管理由皇家直接掌控，许多皇家主持的钦定图书均在扬州设局编纂刊刻，其中不乏著名的文学典籍，比如康熙年间的《钦定全唐诗》、乾隆年间的《曲海总目》等。

江苏也是中国古代宗教发展的重要地区，留下了大量的宗教经典。东汉末期，临淮（今盱眙县）人严佛调撰写的《沙弥十慧章句》是最早的汉人佛教著作之一。东吴时期，从交趾（今越南）北上的天竺高僧康僧会，在建业（今南京市）建造了中国南方最早的佛寺——建初寺，编译《六度集经》等佛经。东晋义熙九年（四一三），西行求法达十四年之久的中国僧人法显，自海上辗转回国，扺达建康，撰写了中国第一部有关中亚、印度、南洋的旅行记《佛国记》（又称《法显传》）。梁代彭城下邳人僧佑创立了佛经目录学，他编纂的《出三藏记集》是中国第一部经书目录和高僧传记；《弘明集》是研究六朝佛教和社会文化的重要史料。在佛教译经的过程中，汉字的声母、韵母和四种声调被总结出来，启发了中国声韵学的发明。齐永明年间，周颙撰成《四声切韵》，沈约、谢朓、王融等人在创作上加以响应，提出“四声八病”说，形成了中国古代格律诗的雏形“永明体”，中国的诗歌找到了自己的韵律，为唐代格律诗的繁荣创造了条件。隋唐以来，江苏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地区。唐代律宗大师、扬州大明寺高僧、江阳（今扬州市）人鉴真应日本天皇和僧众的邀请，经过六次东渡，到达日本奈良。他不仅传授了中国佛教的戒律，而且带去了丰富的文化典籍和建筑、医药等知识。明洪武、永乐年间，在南京完成了大藏经《洪武南藏》和《永乐南藏》的编纂刊刻。晚清时期，佛学家、安徽人杨文会在南京创办金陵刻经处，从日本引进中国东传的汉文佛经三百多种，刊刻传播，促进了中国近代佛学的研究。

徐州是中国道教策源地之一。东汉末期，吴人魏伯阳写成道教内丹修炼的经典《周易参同契》，曾在青州、徐州一带传授。东晋时期，丹阳郡句容（今句容市）人葛洪撰写了著名的道教经典《抱朴子》内外篇。他是道教高士，也是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和医学家。他的传世著作还有《肘后备要急方》 《金匮药方》等医学著作以及《神仙传》 《西京杂记》等小说。南朝时期，天师道上清派道士陆修静在建康整理道教经典，创设了道经分类法，编成了中国第一部道经目录《三洞经书目录》。另一位上清派道士、丹阳秣陵（今南京市）人陶弘景隐居句容茅山，撰写了道教经典《真诰》，整理注解了中国最早的药学著作《神农本草》。

从唐代开始，西方的宗教也随着商人和外交使节进入中国。江苏的港口城市扬州、镇江等地都有景教、祆教、伊斯兰教传播的记载或寺院遗址。明末清初，南京的回族伊斯兰教经师王岱舆撰写了《正教真诠》等阐发伊斯兰教教义的著作，将伊斯兰教教义与中华传统文化相结合。另一位南京回族伊斯兰教经师刘智发展了王岱舆的理论，构建了中国伊斯兰教的理论体系，著有《纂译天方性理》等十多部著作。明代，天主教由意大利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等传入江苏，他们带来了西方的天文历算、数学、地理学等方面的知识，受到中国士大夫的尊重。

近代中国面临严重的政治、经济、文化危机和挑战，一批考察西方社会文化的江苏学者提倡学习西方的长处，变法自强。晚清政论家、著名报人、甫里（今苏州甪直）人王韬，著有《弢园文录外编》 《漫游随录》等，主张变革政治、教育、军事，以实业强国；无锡人薛福成曾担任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著有《筹洋刍议》 《出使四国日记》等，阐述了发展工商、变法强国的思想。新文化运动以后，思想学术界从不同的角度讨论中国文化的问题，或激进，或保守，而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始终是中流砥柱。在建构中国文化史学方面，江苏学者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们放眼世界，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希望在世界文化秩序中确定中国文化的地位。丹徒（今镇江市）人柳诒徵与梅光迪、吴宓、胡先骕、刘伯明等东南大学教授一起，于一九二二年创办了《学衡》杂志，主张“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他撰写的《中国文化史》教科书，旨在“一以求人类演进之通则，一以明吾民独造之真际”，被誉为“中国文化史的开山之作”。抗战期间，无锡人钱穆撰写了《中国文化史导论》，指出中国的改进“不仅为中国一国之幸，抑于全世界人类文化前程以及举世渴望之和平，必可有绝大之贡献”。

综上所述，可以归纳出江苏典籍文化的一些明显的特征。比如经典性。江苏具有一批能够代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影响中外文化的杰出经典，如《淮南子》 《抱朴子》 《文选》 《文心雕龙》 《真诰》 《史通》 《日知录》 《西游记》 《水浒传》等。再如地域性。中华文化早期的原创性成果多产生于北方，比较集中于经部和史部的典籍。江苏文化典籍的精华则比较多地集中于子部和集部，而文学典籍尤为丰富。这是因为中国文学的自觉时代发生于南方的六朝时期。明清以来，不仅传统的诗、文、词的流派与创作在江苏繁荣兴盛，而且由于城镇文化发达，产生了许多一流的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作品。还有学术性。江苏的文化在经史之学、文学理论、医学、科学以及近代新学等方面产生了杰出的成果。特别是清代江苏学术对中华传统文化的研究形成了许多总结性的成果。

历朝历代，中国人都自觉地通过各种方式保存、整理古代的典籍，进而从中撷取精华，阐释其中的文化内涵，“温故知新”。自孔子选取六经加以整理传授，就开创了这一优秀的文化传统。当代中国正处于文化复兴的时代，随着不同地区社会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对本土文化资源进行深入梳理、发掘、研究，不仅能够为地域文化的发展创新提供资源，而且能为当代中国文化的发展创新提供地域经验。“江苏文脉整理与研究工程”是江苏省委、省政府于二○一六年启动的大型文化工程，是对这一时代要求和文化使命的自觉与承担。

按照《江苏文脉整理与研究工程实施方案》的要求，《江苏文库·精华编》从古代至一九四九年的各个历史阶段中，选择对中外文化产生重要影响的江苏籍作者的著作二百种左右，出版整理的文本，再从中选取十多种翻译为外文出版。在“文脉工程”领导小组和编纂委员会的组织与领导下，《精华编》编委会通过选择书目和版本，提交海内外专家评审，征求江苏地方文史专家意见等工作，力求为江苏的文化典籍找准主脉，勾勒特色，标定高峰。为此，      《精华编》确立了三条主要编选原则：

一、 全面系统，以经典为主。在经史子集四部和民国时期的书目中全面系统地选取，重视经过学术史、文化史长期选择出来的经典，聚焦名人名著，选出在中国和世界历史文化发展过程中具有典范价值的江苏文献，突出这些文献在中国学术史和中华文化发展脉络中的地位与价值。

二、 有著有述，以著作为主。优先编选原创性和创新性较强的著作类文献，兼顾有重大影响的阐述、研究、注释类文献。按照《江苏文库》的整体分工，《精华编》不收大型丛书、方志、年谱、大型工具书类文献，在时代、地域和文献种类方面不求全面。

三、 版本从善，以通行为主。《精华编》所选文献以整理排印本的面貌问世，一方面从已有的整理本中选择善本加以修订，另一方面对未曾整理过的文献加以整理研究，形成既能供学界使用，又能供大众阅读的通行本。其中一九一二年以前的文献按照经史子集四分法编目，一九一二年至一九四九年的文献按现代学科分类编目。

继承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为了守护遗产，更要为时代服务，实现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我们相信，通过“文脉工程”的实施和《精华编》的编纂，将建构一个能够集中表现江苏文脉的文献体系，发扬江苏文脉中贯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神，彰显其历史内涵和时代意义，让江苏的优秀文化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更大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