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文库·文献编前言

周勋初 程章灿

一

文脉传承有两个关键要素，一个是人，另一个是书。据《论语·八佾》记载，孔子当年说过：“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这一段就是“文献”一词最早的出处。按照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解释，这里的“文”，指的就是典籍，也就是书；“献”，指的是贤人，也就是有文化有知识的人；换言之，“文献”的核心内涵，无非是“人文”二字。孔子是东周时代人，他所生活的春秋末期，距离夏、商二朝已远，虽然那时还存在夏朝的后代杞国以及殷商的后裔宋国，但是，要想理解夏商二代文化，最关键的是“文献足征”。如果文献不足，三代的文脉是无法传承的。重视文献，不仅是儒家的学术传统，也是中国的文化传统。教化有根，斯文有脉，千百年来，中国人发展出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源远流长的古典文献学体系，形成了悠远深厚的人文传统。

江苏是人文荟萃之地，文化学术繁荣发达，是中国文化的重要渊薮。两千多年来，积累了丰厚的文献资源，形成了深厚的文献传统。汉成帝时，组织学者校阅宫廷藏书，首次对国家文献资源和文化家底进行清理。在这个过程中，祖籍江苏徐州的著名学者刘向主持校理工作，为每一部书撰写叙录（解题），汇总成《别录》一书，这是第一部带有解题的综合性分类目录。刘向死后，其子刘歆继续整理群书，并将《别录》中各叙录的内容加以简化，把所著录的书分为六略，即六艺略、诸子略、诗赋略、兵书略、术数略、方技略，前面加上一个总论性质的“辑略”，编成分类目录《七略》。其后，东汉学者班固又在《七略》的基础之上，撰成《汉书·艺文志》。《汉书·艺文志》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史志目录的成立。自是以降，很多史书尤其是纪传体正史中，都设有“艺文志”或“经籍志”，影响所及，很多方志中也设有“艺文志”或“经籍志”。这些史志目录或记一代藏书，或记一代著述，或记一地著作，与各种公私目录互相交织，彼此配合，构成了中国古典文献学的源远流长的传统。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古典文献学也形成了鲜明的学术特点，清代学者章学诚在《校雠通义》中将其概括为八个字：“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就是“分条析理”，“截伪续真”，理清学术文化传承的源流脉络。

总之，刘向、刘歆父子可以说是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奠基者，《别录》 《七略》不仅奠定了中国古典文献学的基础，也确立了中国古典目录学的民族特点。这可以说是江苏学者对于中国文化传承发展的一个贡献。

二

汉末天下大乱，军阀混战，最后形成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就文化而言，三国之间既有竞争，又有交往。江苏当时主要处于孙吴境内，其整体人文积累和文化水准虽然不及中原，但是，丹阳韦昭和吴郡张勃的史学，广陵张纮、闵鸿和吴郡陆机、陆云兄弟的文学，都出类拔萃，并且带有突出的地方特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张勃撰有《吴录》，韦昭撰有《吴书》，集中关注吴地的历史文化。东吴建国以及三国鼎立的历史虽然短暂，却唤醒了吴地的文化自觉。三国之时，关于吴地士族，便有了所谓“四姓”，亦即“四大家族”之说。四大家族各有自具特色的家风。《世说新语》记载：“吴四姓旧目云：‘张文、朱武、陆忠、顾厚。’”所谓“旧目”，意味着这种家风也就是家族文化传统，已经得到了社会舆论的认可。《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又引《吴录·士林》曰：“吴郡有顾、陆、朱、张，为四姓，三国之间，四姓盛焉。”“四姓”名目既已载诸《吴录》，说明四姓的社会地位已经得以确立。

公元二六三年，魏灭蜀；二六五年，晋代魏；二八○年，晋灭吴，至此三国归一。可惜西晋统一有如昙花一现，内部争权夺利的“八王之乱”，与外部异族的猛烈攻击，很快使建都洛阳的西晋政权土崩瓦解。中原衣冠士族纷纷南渡，王导辅佐晋元帝司马睿以建康（今南京市）为首都建立了东晋政权。这标志着中国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南移，此前主要在北方发展的中华文化根脉，由此开始，转移到南方大地上继续生根成长。东晋之后，宋、齐、梁、陈四个朝代相继更迭。东吴、东晋、宋、齐、梁、陈，这六个朝代皆以建康为首都，历史上合称为六朝。江苏位于六朝政权领土的核心区域，在六朝文化更生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把这个时期的江苏称为中国文化的主要传承中心和复兴基地，是当之无愧的。

在政治与文化方面，六朝是典型的贵族社会。这时期的贵族，主要包括三个部分：皇室贵族、自北方南下的士族（简称侨姓）、以及南方吴郡的士族（简称吴姓）。这些贵族以及以这些贵族为中心而形成的贵游文士集团，是这一时期文化传承与创造的核心力量。六朝皇族之中，除了东晋司马氏是南渡的北方人，其他五朝皇室都是江南人。其中，孙权是吴郡富春（今浙江杭州市富阳区）人，陈朝皇室陈氏是吴兴长城（今浙江湖州市吴兴区）人，另外三朝君主都是在江苏生长起来的：宋高祖刘裕的祖籍是彭城（今徐州市），而生长于晋陵郡丹徒县京口里（今镇江市）；齐、梁二代皇室萧氏都是南兰陵（今常州市武进区）人。刘宋皇帝与宗室中，颇有能文之士，如宋孝武帝刘骏、临川王刘义庆、南平王刘铄等。齐、梁两代宗室对于文化学术的兴趣和热情尤其高涨，齐竟陵王萧子良在西邸招集文学之士萧衍、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人，讲论文义，时号“竟陵八友”。梁武帝及其三子昭明太子萧统、梁简文帝萧纲、梁元帝萧绎，都好读书、藏书、著书，在文化学术上有很高的天分，并且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以琅琊王氏和陈郡谢氏为代表的侨姓士族，以及以朱、张、顾、陆为代表的吴姓士族，都为六朝文化史贡献了许多精英人物。这些精英人物的成长，一方面有赖于其家族内部优越的文化环境和父兄指导，另一方面则靠的是其世代相传的知识和图书资源。以陈郡谢氏为例，谢灵运自幼好学，参加以谢混为中心的谢氏家族内部的“乌衣之游”，与叔伯兄弟辈朝夕共游，在良好的文化环境中熏陶成长，又曾任刘宋王朝的秘书监，编撰当时宫廷藏书目录，得以博览群书，开阔眼界。再以吴郡陆氏为例，六朝人才辈出，南朝萧齐年间的陆澄好学博览，行坐手不释卷，其家中有藏书万余卷，故记诵甚博，著述良多。总之，这些贵族家庭有得天独厚的条件，因而，其子弟中往往颖脱出很多青年才俊，诞生了很多文学家、艺术家和学问家，是造就六朝文化辉煌的主要力量。六朝是一个泛文学时代，各体文章皆讲究文学美感，诗赋二体尤其绚丽多彩。魏晋之间，玄学独盛，开拓了时人思维的深度与广度。齐梁之间，“经史弥盛”（《隋书·经籍志》）。总之，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在六朝时代都有了长足发展，《后汉书》 《宋书》 《南齐书》 《金楼子》 《世说新语》 《文选》 《文心雕龙》等文化名著应运而生。这些名著不仅烙上了时代的印记，也不可避免地融入了江南地域文化的特质。

在图书文献整理传承方面，六朝时代主要贯串着两条线索。一条是文献存毁和聚散的线索。一方面是各种天灾和历次战乱，带来大大小小的“书厄”，造成图书的损毁散佚；另一方面则是通过搜聚抄藏，朝廷和民间图书数量持续增长。刘裕攻克长安，收聚后秦图籍，共有五经子史四千卷。侯景之乱后，建康文德殿图书仍有七万余卷，可见其时江南图书搜聚典藏之一斑。公元五五五年，梁元帝萧绎被围困于江陵，他无法接受政治失败、王朝覆亡的命运，走投无路，伤心至极，将数量达十四万卷之多的皇室藏书付之一炬，造成了无可弥补的文献浩劫。这些图书是自六朝以来经过千辛万苦积聚起来的，刚从建康运到江陵不久，竟致毁于一旦，令人叹息！另一条是文献整理的线索。晋安帝元兴二年（四○三），桓玄代晋自立，曾下令以纸张取代竹简，作为书写和书籍收藏的主要载体。这说明当时纸已广泛流传，为文献生产及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从公元五世纪开始，书籍史正式进入纸本时代。这是文献传承史上一个重要事件。另一方面，东晋李充编定《晋元帝四部书目》，他在西晋荀勖《中经新簿》提出的甲乙丙丁四部分类体系的基础上，调整乙丙（子史）两部的次序，在李充之后，南齐王俭《七志》和萧梁阮孝绪《七录》皆采用七分法。《七志》仍然基本延续《七略》和《汉书·艺文志》中的分类体系。但是，阮孝绪《七录》分内外两篇，其内篇五录依次为经典、记传、子兵、文集和技术，前四录相当于经、史、子、集，与四部分法亦有相通之处。以经史子集标目的四部分类体系，由唐初的《隋书·经籍志》确立，被唐宋诸家书目所继承，并在清代中叶的《四库全书总目》中得以完善，成为中国古典文献学中最为正统的图书分类体系，影响深远，直至今日。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晋元帝是晋室南渡的第一个皇帝，李充是在东晋首都建康为晋元帝整理宫廷藏书时确立经史子集四部分类的。这一分类体系植根于东晋初年的文献传承状况，从新的图书整理与知识管理角度出发，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提供了坚实的学术支撑。这是江苏这片土地对于中国文化传承做出的又一贡献。

三

隋唐两代，南京不再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在隋灭陈之役中，江南文化图籍也多有毁损，许多公私藏书被运往长安。初盛唐时代的江苏，虽然处于政治和文化的边缘，却不改人杰地灵，涌现了许多杰出的诗人和学者，如扬州张若虚、江都李邕、江宁王昌龄等。安史之乱后，天下衣冠士族，“荐绅先生，多游寓于江南”（权德舆《王公神道碑铭》），促进了江南文化的发展。中唐以后，江苏境内诗人明显增多，无锡李绅、金坛戴叔伦、丹阳许浑、苏州顾况、陆龟蒙、彭城刘商、山阳（今淮安市）赵嘏等便是其中的翘楚。晚唐时代，苏州大藏书家徐修矩“守世书万卷”，陆龟蒙与好友皮日休在苏州唱和，曾经借用徐家藏书数千卷。在学术方面，彭城刘知几著《史通》，创建了史学编纂与批评的理论体系。扬州人曹宪学问渊博，至今仍有《博雅音》传世。曹宪号称“文选学”的开山祖师，其弟子李善完成了对《文选》这部经典著作的注释，与《文选》这部文化经典同垂不朽。李善注引书之富博，可以印证当时当地书籍之流传，扬州“文选楼”亦由此名扬天下。苏州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则是群经总义类的经典著作。《文选注》和《经典释文》有一共同点，即弘扬经典、荟聚文献、集其大成。

介于唐宋帝国之间的五代十国，是中国历史上分裂割据的时代。建都南京的南唐李氏王朝，是当时南方“十国”之一，只传三世三帝，享国三十九年，其疆域核心区域是江苏，至其后期亦拥有江南之地。这样一个短命王朝，却因为有南唐二主、冯延巳、徐铉、徐锴等在文学、学术上熠熠闪耀的名字相伴随，而在文化史上留下永不磨灭的痕迹。

宋代以靖康之难为界，分为北宋和南宋。就北宋而言，苏州范仲淹、晚年隐居镇江的沈括、高邮秦观、陈师道、张耒，或立功，或立德，或立言，而同臻不朽。南宋定都临安（今浙江杭州市），南京一度作为行都，江苏尤其苏南毗邻政治中心，环太湖流域是当时文士往来最活跃的区域之一。籍贯江西的南宋著名词人姜夔曾在扬州、苏州一带活动，留下不少名篇。在宋代文学史上，尤袤、杨万里、范成大、陆游被合称为“南宋四家”，其中，尤袤是无锡人，范成大是苏州人，两位都是环太湖流域的文学家。

宋代江苏官学教育发展迅猛，府、州、县三级官学全面覆盖，这些学校不仅是开展教育、培养人才和商量学术之所，往往也是藏书和刻书之地，因而也就成为知识汇聚和文献传承之区。从宋代开始，江苏学子在科举考试中的表现令人刮目相看，北宋大观三年（一一○九）进士科考试，常州府被取中进士五十三人，占当年全国取中进士总数的六分之一强，受到宋徽宗降诏褒奖。江苏地方文献的编纂，从三国开始，在唐代延续，至宋代异军突起，取得了突破性的发展，唐代有许嵩《建康实录》，宋代有龙衮《江南野史》、朱长文《（元丰）吴郡图经续记》、范成大《吴郡志》、鲍廉《重修琴川志》、张敦颐《六朝事迹编类》、卢宪《嘉定镇江志》、周应合《景定建康志》、史能之《咸淳毗陵志》等名著。这些地方文献有的出于本地人之手，有的出自流寓或者任职于江苏的人士之手，于传承江苏历史文化功绩卓著。当文献知识积累到一定数量，一般人较难记诵、掌握和使用时，类书就应运而生了。类书是中国古代整理文献和管理知识时使用的一种有效著作方式。类书出现于六朝，唐代初年编有《艺文类聚》，玄宗时编有《初学记》，宋代初年编有《太平御览》 《文苑英华》 《太平广记》 《册府元龟》等类书，于文献整理与传承，厥功甚伟。这些类书大多是官修，由一个编纂团队完成。北宋丹阳人吴淑以一人之力，编撰《事类赋注》，以骈赋方式编撰类书，以文学创作方式来进行文献整理和知识管理，自出机杼，又使人赏心悦目。

六朝时代，书籍的生产与传播主要靠抄写，那是文献传承的写本时代。江苏是六朝写本生产传播的中心。中晚唐以后，开始有了雕版印刷，文献生产与传播也逐渐进入刻本时代。江苏人文底藴本来丰厚，自六朝时代，公私藏书日益丰富，苏南一带尤其出类拔萃，为刻书业发展奠定了文化基础。例如，南宋诗人尤袤就是著名藏书家，其藏书楼名为“万卷楼”。他编有《遂初堂书目》，共著录图书三千多种，分为四十四类，经史要籍简要著录版本。这是现存最早的私人藏书目录之一，也开创了书目著录版本的先例。另一方面，唐宋时代经济迅猛发展，为刻书奠定了经济基础，而江南发达的造纸业，为刻书抄书提供了物质条件。从宋代开始，苏州、南京、扬州很快成为全国性的印刷出版中心，这一盛况延续至今。《景定建康志》就是在晚宋建康（今南京市）刊刻的，当时建康府学中保存了很多书版。《吴郡志》 《吴郡图经续记》等都是在苏州刊刻的，至于宋元之间在平江府（今苏州市）碛砂延圣寺雕印的《碛砂藏》，更是一部闻名中外的佛教经典总集，其延续时间长，规模大，足以体现宋代江苏民间刻书的水平。

四

明清以后江苏文化的发展，在前代文化积淀和当地经济积累双重力量的助推之下，进入了加速前进的轨道。以科举考试和书院教育为制度保障，以诗书传家和家学家风为社会基础，以文献传承与文化创造为核心目标，广大文士积极投入抄书、校书、藏书、刻书、读书、编书、著书、注书等活动，为全社会营造了浓厚的书文化氛围。读书是中心，抄书、校书、藏书、刻书等，既是读书的准备，也是读书的方式；而编书、著书、注书等既是读书的延伸，更是对书的利用和再生产，也是书的传播流通的另一种方式。

清代藏书家张金吾在《爱日精庐藏书志序》中说：“人有愚智、贤不肖之异者，无他，学不学之所致也。然欲致力于学者，必先读书。欲读书者，必先藏书。藏书者，诵读之资，而学问之本也。”人要成才，必须读书。藏书、读书、治学，构成文献传承的三部曲。范凤书曾对历代藏书家做过统计，自汉至清，凡四七一六人，其中明清两代即有二千九百余人，占总数的六成有余；在地域分布上，江苏为九六七人，占五分之一强，其中，苏州二六八人，常熟一四六人，南京六十人。以清代常熟为例，其著名藏书楼就有赵琦美脉望馆、毛晋汲古阁、钱谦益绛云楼、钱曾述古堂、张海鹏借月山房、张金吾爱日精庐、瞿氏铁琴铜剑楼、翁氏彩衣堂等。藏书聚而还散，散而复聚，楚弓楚得，聚散无常而又有常。张海鹏就搜集了毛晋汲古阁散出的藏书，瞿氏也继承了前代本地藏书家的收藏。明清两代数百年，常熟藏书家后先相继，奕世传承，形成了藏书史上独具特色而又声名显赫的一派，被称为“常熟派藏书家”。这无疑是常熟文化发达、文脉深厚的重要体现。

有的藏书家就是著名学者，如钱谦益。绛云楼中的大量明代文献收藏，是钱谦益编撰《列朝诗集小传》不可或缺的文献基础。有的藏书家则热衷于抄书、校书和刻书，如毛晋。他一生为书，以文献流播和文脉传承为志业，汲古阁藏书、刻书皆独步一时，名扬大江南北，甚至远播海外。吴伟业《汲古阁歌》中所谓“鸡林巨贾争募印”，说的就是汲古阁所刻书在朝鲜半岛受到追捧的情形。

崇文重教，是江苏人才辈出、学术文化日进的重要基础。江苏各地兴办了很多书院，或官办，或民办官助，为国作育人才。扬州梅花书院，南京钟山书院、尊经书院、惜阴书院，江阴南菁书院，常州龙城书院，苏州紫阳书院，等等，都是十分著名的书院。这些书院一方面规模宏大，有足够的办学空间，能给学生提供读书学习的便利条件；另一方面经济实力雄厚，能够聘请学养深湛、著述丰富的学者出任山长，他们不专以科举文战为目标，而能在读书方向与治学方法上给学生以正确而切实的指导。沈德潜、钱大昕、卢文弨、姚鼐、刘熙载、石韫玉、缪荃孙等人，都曾经担任过书院山长，倡导治学风气，作育人才无算。

人文荟萃、流派繁多，是明清江苏文化发展的一个亮点。这些学派散布于苏北苏中苏南各地，遍及各个学科领域，不仅显示了江苏各地的文化实力和影响力，也是长期历史积淀的结果。近三百年学术史上，乾嘉学派影响最大，其中又分为皖派、吴派和扬州学派。一般认为，皖派最精，吴派最专，而扬州学派最为通达。吴派以苏南松江学者为主，其代表人物有惠栋、江声、余萧客、洪亮吉、孙星衍、王鸣盛、钱大昕、王昶等，其远源则可以上溯到清初顾炎武；扬州学派则以高邮王念孙、王引之，江都汪中、焦循和仪征阮元、刘文淇，宝应刘宝楠、甘泉江藩等人为代表。他们致力于经史考据之学，崇尚实事求是，校书、编书、著书，影响广及全国，远至当代。泰州学派在学术思想史上影响也很大。文学史上，以诗歌而论，明代有“吴中四才子”，清代有袁枚的性灵诗派和沈德潜的格调诗派，有阳羡词派和常州词派；以散文而论，明代有常州唐顺之、昆山归有光等人倡导的唐宋派，清代有阳湖文派；以戏曲而论，有发源于昆山的昆曲，有以沈璟为代表的讲究格律和本色的吴江派。至于美术史上，明代有以苏州为中心的吴门派、以董其昌为代表的松江派，还有以太仓为中心的娄东派、以常熟为中心的虞山派、以常州为中心的常州派，以扬州为中心的扬州画派（“扬州八怪”）、以南京为中心的金陵画派（“金陵八家”）。乾嘉以来，江苏治金石之学的学者层出不穷，仪征阮元提出“北碑南帖”的“南北书派论”，遂孕育了近代金石书派，影响直到二十世纪。总之，江苏在文化各领域形成的流派名目繁多，不胜枚举。每一个流派后面，都藴藏着特殊的文化影响和创新，都有大量的杰出人物、精品佳作和文献著作的支撑。

地域化和家族化，也是明清江苏文化发展的一个亮点。上述各种流派，多以地域名，即是江苏文化地域化的最好证明。六朝时代，以朱张顾陆为代表的吴郡四姓贵族，其人才已经呈现家族化的特征。家族化的特征，在“献（人）”的方面的体现，是明清江苏涌现的众多文化家族，如宝应刘氏、朱氏，高邮王氏，仪征刘氏、阮氏，江宁邓氏，金坛于氏，江阴缪氏，武进庄氏、刘氏、钱氏、袁氏，阳湖董氏、吕氏、恽氏、汤氏、张氏、左氏、赵氏，无锡华氏、秦氏，金匮杨氏，宜兴储氏、任氏，常熟翁氏、杨氏，吴县潘氏、吴氏，长洲文氏、顾氏、彭氏、王氏，吴江沈氏，昆山徐氏，如皋冒氏，太仓王氏、吴氏，等等。在“文（书）”的方面来说，就是各种家集、家学和学术著作的出现。徐雁平《清代家集叙录》收录的家集共一二四四种，其中江苏就占有四○五种（可查阅的有三四九种），名列第一。在经学方面，清代江苏学者尤其成就卓著，家学渊源深厚，名家名著层出不穷。例如，元和惠栋及其曾祖惠有声、祖父惠周惕、父亲惠士奇，都研治经学，四世传经，家学传统深厚。仪征刘师培也出身于一个“四世传经”的经学世家。翁氏耕读传家，世泽绵延，最为重视藏书和读书。翁同龢曾撰对联云：“绵世泽莫如为善，振家声还靠读书。”这副对联其实是对翁氏家训、家风的精练概括。

五

书是文脉的骨干。盛世修典，就是通过编纂整理出版大型文献丛刊，以传承文脉。每个时代都抓住国力强盛之时，修纂大典，守先待后。乾隆中期，清朝臻于鼎盛，遂开四库馆，征求天下遗书。江苏扬州马裕（马曰管）一家独进书七一六种，名列第一。《四库全书》所依据书本中，两江两淮公私进书，占三分之一强，最称大宗。江苏的文献家底，由此可见一斑。《四库全书》修成后，抄成正本七分，分贮七阁。北方四阁，南方三阁。南方三阁亦称江浙三阁，集中在江南，即扬州大观堂文汇阁、镇江金山寺文宗阁和杭州西湖行宫文澜阁，可见清廷对江南文士的偏爱。江苏一省独占二阁，尤为难得。可惜文汇、文宗二阁所贮存的这部超大型文献丛书，皆在太平天国战火中焚毁。

丛书是中国古代文献的重要类型，是对群书进行有体系、有意义的整合，规模可大可小，专题灵活多变。其中以地域为纲者，就是地域丛书，也称地方文献丛书。或以一省为范围，或以府州县为范围，或以某一名胜古迹为题。这类地域丛书的编纂，首先需要以省府州县方志中的艺文志或经籍志为基础，摸清地方文献的家底。江苏人文荟萃，文献资源极其丰富，历来重视对地方文献的整理，清点自己的文献家底，积蓄自身的文化资源。这不仅包括域内各府州县方志的修撰，也包括对各府州县人士文献著述情况的调查整理和编印出版。江苏独立建省，始于康熙六年（一六六七），此前与安徽同隶江南省。《（乾隆）江南通志》中有《艺文志》五卷，收书数千种，虽然涵盖苏皖两省，但乾隆以后的著述有待增补。清末至民国先后三次修撰《江苏通志稿》，但由于工作量浩大，数据搜集统计费时，其中的《艺文志》或未完稿，或较为粗略。直到一九九一年，南京师范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组织编撰《江苏艺文志》，才对江苏古今著作文献家底作了全面清理，编制目录，卷帙宏大。最近，此书又增补修订重刊，在此基础上，考辨存佚，编成《江苏现存著述总目》，为《江苏文库》编纂奠定了基础。

《江苏文库》是涵盖江苏省域的地域文化丛书，其下又分书目、文献、精华、史料、方志、研究六编，可谓包容全面，规模宏大，前无古人，后待来者。这是第一次对江苏各类文献资源进行全面、综合的整理研究，是传承江苏文脉的根本之举。唐宋以来，以省内各地市县为中心的郡邑文学总集、地方文献总集，林林总总，卷帙多寡不等，但涵盖全省的文献全书则尚付阙如。新时期以来，《江苏地方文献丛书》 《江苏人物传记丛刊》等陆续出版。近年来，省内各地地方文献总集，如《金陵全书》 《扬州文库》 《无锡文库》 《泰州文献》等也相继问世，显现了越来越突出的文献传承和文化自觉意识。《江苏文库》后来居上，囊括全省，总览全局，集其大成，以文献的形式诠释江苏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

六

《江苏文库·文献编》是《江苏文库》中体量最大的一部分。《文献编》收录历代江苏籍学人的代表性著作五千种左右，集中呈现自历史开端至一九一一年出版的江苏文化文本，呈现“文化江苏”的整体景观，勾勒一以贯之的江苏文脉。这五千多种书目是从近十万种江苏现存书目中择要选优的结果，兼顾学术性和文献性，涵盖各时段及各学科门类。一九一一年以后至一九四九年以前江苏籍学人的少量文言著作，酌情收录。

分条析理，截伪续真，守先传后，守正出新。以翔实深厚的文献整理，奠定学术创造和文化复兴的坚实基础。这是《江苏文库·文献编》的目标和使命。

最后，简要说明一下《江苏文库·文献编》的编纂原则及提要撰写凡例。

第一，《江苏文库·文献编》的编纂原则。

《江苏文库·文献编》收录江苏籍学人的经、史、子、集各部类著作，但江苏籍学人所编有关江苏方志、地方史料之类的文献著作，因另有《江苏文库·方志编》 《史料编》，故本书不重复收录。

《江苏文库·文献编》所指的江苏之地域范围，以现行江苏省行政区域为准。历史上曾属于江苏而今已分立或划归其他省市（如钱大昕、王鸣盛等人的里籍嘉定，今属上海），一般不予收录。原籍不在江苏、而长期在江苏生活的学人，则酌情收录。

历代汇集成编的江苏地方性丛书，包括今人编撰的地方丛书，如《金陵全书》 《扬州文库》 《泰州文献》 《无锡文库》等，视具体情况，收入其中单种著作，并重新分类编排，不整套丛书收录。其他丛书亦准此处理。

《江苏文库·文献编》只收录文字作品。历代江苏籍学人的书画散页或书画作品集、碑刻拓片，一般不收。但书画题跋文字集、金石文字汇编及其考释等著作，则择要收录。

现存历代江苏籍学人著作浩如烟海，《江苏文库·文献编》以学术价值与文献价值（如稀见本、稿钞本、孤本）为标准，择要选优。在确定入选各书的底本之前，对各本认真比较鉴别，择善而从。

《文献编》采用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分类法编排。经、史、子、集各部之下，根据《中国古籍总目》的分类体系，进行二级分类。近代以来逸出传统四部分类体系的著作，如新学、诸教著作，亦酌情收录，以求全面体现江苏历代文化发展的全貌。同一部类各书之间，以著者时代先后为序。不能确定其成书时间者，大致根据作者的生活年代排列。

第二，《江苏文库·文献编》提要撰写凡例。

《江苏文库·文献编》为所收各书撰写一篇提要，介绍其作者、版本、学术源流及其文献文化价值，列于各书卷首。各书提要撰写完成之后，汇集为《江苏文库文献编总目提要》，单独成册。《江苏文库文献编总目提要》后附列所收录各书的作者人名索引与书名索引，以方便查核使用。

每篇提要包括目录项和提要项两大部分。

目录项依次著录书名、卷数、著作人（朝代与人名）及著作方式等。

书名一般以首卷卷端题名为主要依据，卷端题名与正文其他处有出入，酌加说明。也可以依据通用的书名。

卷数以目录所标者为主要依据，如目录与正文卷数不合，则按《文库》所收版本实际卷数著录，并作说明。原书未标卷数（或篇、章）者，一般视为一卷或不分卷。

著作人朝代加圆括号，如（清）赵翼。西汉、东汉统一标为（汉），北宋、南宋统一标为（宋），不再区分。

著作人用其通用姓名，如有异名或以字行者，在小传中加以说明。皇帝著录其姓名，如梁元帝萧绎，著录为“萧绎”。其皇帝身份及庙号等，可在提要小传中介绍。僧人著录其法名，法名前不再加“释”、“僧”字样。再次提到著作人时，可只称名，以求简省，如王锡阐省称“锡阐”，或称某氏（尤其遇单名者），如苏颂省称“苏氏”。

若著作出自多人，则介绍其主要著作人。著作人有争议而无从考实者，遵从旧题。同一著作人有多种著作收入本书者，各篇提要皆对著作人作简要介绍，不避重出。收入《江苏文库文献编总目提要》时，再根据情况，详情略后，并标注参见（“参见《江苏文库·文献编》某书”）。

著作方式包括纂、修、撰或著、编、辑等，主要根据原书目录页所题，同时参考序跋及其他相关文献而定。

提要项一般分为三段。

第一段为著作人简介，依次介绍著作人姓名（生卒年）、字号、籍贯、功名、仕履、著述情况、传记文献出处。正史有传者可略之，反之可略加详。籍贯标注以今日江苏行政区划为准。本书只收江苏籍著作人，故籍贯中的“江苏省”一概省略。缕述著作人的多种著述时，尽量按四部序次排列。择要列举著作人之传记文献出处，以正史本传、碑志行状、方志传记为序。

第二段为著作内容介绍，主要叙述各书之卷次结构、各卷内容、体例特点以及序跋刊校情况等。以客观描述为主，兼及学术评价。

第三段为版本流传情况介绍，择要介绍主要版本，版本信息包括朝代及年号、版本类型（刻本、活字本、石印本、铅印本、油印本、影印本，或稿本、钞本、影钞本等）或收藏单位。最后交代《江苏文库·文献编》影印所依据的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