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文库·方志编前言

漆冠山 张乃格

一、江苏方志悠久的历史

江苏地方志具有近两千年的历史，大体经历汉唐形成期、宋元成熟期、明清鼎盛期、清末民国革新期等四个阶段。

（一）形成期

早在汉、魏晋和南北朝时期，今江苏地区就有《沛国耆旧传》 《广陵郡图经》 《吴先贤传》 《阳羡风土记》 《吴县记》等早期方志问世。张国淦《中国古方志考》共收南北朝及其以前通志、府县志二百六十余种，其中江苏三十九种，约占全国志书总数的百分之十五。隋唐时期，国家统一，政治稳定，经济繁荣，文化发达，这为方志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今江苏地区先后涌现出隋《江都图经》，唐《江东记》以及《删治吴地记》 《淮阴图经》 《扬州记》 《润州图经》等以图经、地记为主要形式的地方志。但总体而言，这一时期江苏方志收录范围较为狭窄，形式较为单一，主要收录山川形势、疆域沿革、风俗物产、人口赋税等内容，多属于地理志范畴。

（二）成熟期

唐末五代数十年间，藩镇割据日烈，政权更迭频繁，社会风气败坏，君臣道丧，廉耻不存，朝秦暮楚、犯上作乱、篡弑自立的现象屡见不鲜。宋代周敦颐、程颢、程颐、朱熹等一批思想家，以振衰救弊为己任，大力宣导理学。理学以礼教与宗法制度为核心，有助于重建封建伦理道德体系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受到统治阶级的欢迎。反映在志书的内容上，表现为人文因素大兴，忠孝节烈、礼义伦常等渗透到志书，人文的内容不但成为志书的常设门类，而且比重逐渐超过早期方志地理属性的门类。从此，地方志由内容较为单一的专志，发展为融自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人物于一炉的综合性通志，从而步入定型与成熟期。据统计，这一时期今江苏境内编撰的志书共有一百一十余种，大大超出此前历代地方志的总数。

（三）鼎盛期

明代以南京为中心的今江苏地区是南中国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为了规范地方志的体例和收录范围，明成祖在永乐十六年（一四一八）颁布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编修地方志的法规《纂修志书凡例》。《凡例》对志书类目的设置，各个类目收录范围的基本元素和具体内容都做出了明确而系统的规定。加之经过唐末、五代的“蓄力”，宋元的“狂飙突进”，江苏地区到明清时期早已成为全国经济重镇。强势政治和强势经济造成强势文化，有力地促进了地方志的发展，今江苏地区地方志事业也因而出现鼎盛局面。据统计，现存明代今江苏地区共纂修各种志书二百六十多种，又超过此前各代的总和。现存清代各级各类志书达到四百三十多种，约占现存历代志书总量的一半左右。

（四）革新期

晚清社会黑暗，政治腐败，民生雕弊。列强乘机对我国先是进行文化渗透，继之以经济掠夺，终之以军事入侵。江苏一方面深受其害，传统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濒临解体，一方面凭借江海通衢的地理优势和通商口岸的独特地位，率先接受西方文明，积极兴办各种洋务，努力自救自立自强。作为记述国情地情的产物，江苏地方志随之出现了重要变革。一是志书的收录范围将许多新生事物纳入记述视野，篇目设置也摒弃陈旧的结构模式，而代之以地质、邮电、金融、物价、卫生、教育、员警、外交、党务、议会等门类。二是编纂技术与手法上，比例尺、经纬度、等高线等现代测绘手段，现代统计、印刷、摄影等新技术应用逐渐广泛，增强了志书的科学性，凸显出鲜明的时代感。三是编纂了数量可观的乡土志。清末废科举，兴办新式学堂，初等小学堂课程普遍分设历史、地理、格致三科。其中，“历史则讲乡土之大端故事及本地古先名人之事实”，“地理则讲乡土之道里、建置及本地先贤之祠庙、遗迹等类”，“格致则讲乡土之动物、植物、矿物”（光绪三十一年学部《乡土志例目》），全省编写了二三十种乡土志教材。其中，经学大师刘师培所撰《江宁乡土地理教科书》（“江宁”此指江苏省），专备江苏省初等小学校一、二年级及三年级上学期乡土地理教学之用。乡土志的编纂不仅为输入西学、普及教育提供了通俗易懂的启蒙读物，也保存了大量珍贵的乡土资料，充满浓郁的乡土气息。

二、江苏方志鲜明的地方特色

（一）修志频率高

江苏方志具有优秀的传统。一部志书创修之后，往往继之以续修、再续、三续，此外又有重修、补修、增修、新修等，一脉相承，生生不息。历史地理研究显示，清末江苏分设江宁、苏州、常州、镇江、淮安、扬州、徐州七府（松江府今已划属上海市），太仓、海州、通州三直隶州，海门直隶厅，五十六个县（含散州、散厅），另有原属安徽的泗州直隶州及其所属的盱眙县（今属江苏）。府州厅县合计，全省共有六十八个行政实体。据《江苏旧方志提要》统计，全省现存及已佚府州县志共有七百六十余种，平均每个行政实体编修志书十一二种。这还不包括因黄河夺淮大陆向东淤长而增设，以及历史上人为分设（如苏州府由昆山分出新阳，吴江分出震泽，常熟分出昭文，常州府由武进分出阳湖，无锡分出金匮，宜兴分出荆溪）的十数个县。如考虑这些因素，历史上每个行政实体的修志数量将会超过十五种。

其中部分州县的修志频率更高。常熟自卢镇元至正二十二年（一三六二）纂成《重修琴川志》，到民国六年（一九二七）丁祖荫主纂《重修常昭合志》，一共纂修公私县志三十种，五百余年间平均每十八九年就有一种县志问世。盱眙自知县李天畀在明正德（一五○六——一五二一）后期聘陈惟渊纂成《正德盱眙县志》，到民国二十五年（一九三六）代理盱眙县长王汾纂成《盱眙县志稿》，四百余年间共修纂县志十种，平均每四十年左右编修一次。常熟旧属苏州府，是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区。盱眙旧属泗州，是文化相对后进的地区。这两个地方旧县志编修情况在江苏应该是有代表性的。

（二）志书篇幅大

江苏地方志普遍篇幅较大，一部省志动辄上百卷，府志四五十卷，县志二三十卷。以清代、民国省志为例，现存志书、志稿四种，总共七百三十七卷，平均每种一百八十余卷。民国《江苏通志稿》共三百九十二卷，容量雄居全国第一。该志稿的《大事志》就有五十二卷，分装五十二册，堪称“等身”之作。明清时期苏州府共纂修府志六种，合计五百八十八卷，平均每种九十八卷。其中《道光苏州府志》共一百五十卷首十卷，为全国之最。明清州县志中，吴县、长洲县、元和县的县志更为典型。吴县纂修县志五种，合计二百六十三卷，平均每种五十二三卷。长洲纂修县志五种，合计一百三十卷，平均每种二十六卷。元和纂修县志二种，合计七十卷，平均每种三十五卷。而事实上，吴县、长洲县、元和县原本只是一个县，最初为吴县，一度改长洲县，清雍正间又在吴县之外，析长洲县南境置元和县。民国初年全国政区改革，撤销苏州府和长洲县、元和县，只保留吴县。亦即，吴、长、元三县志书的平均容量实质上只是吴县一部县志的容量，规模超过一百卷，这远远超过一般地区府志的篇幅。其中，乾隆五年（一七四○）成书的《乾隆元和县志》三十二卷首一卷，乾隆十年成书的《乾隆吴县志》一百一十二卷首一卷，乾隆十八年成书的《乾隆长洲县志》三十四卷首一卷，合计一百八十一卷。这在中国方志史上足称翘楚。

（三）人才素质优

江苏文化发达，人文荟萃，通常情况下只有那些具有较高文化素养和学术基础的人才有资格参与本地志书的编纂。清《嘉庆丹徒县志》共有纂修、协修十五人，其中蒋宗海、茅元铭、张明谦、鲁铨、冯锡宸、王文治六人都是进士（王文治还是探花），张廷咏、胡培、韩琮、韩芬四人都是举人，张崟是画家、作家，孙焯曾任震泽县训导，刘植是候选教谕，只有郭恒是生员。《嘉庆增修宜兴县旧志》参订共有六人，其中进士、举人各一人，贡生三人，生员一人；分修十三人，其中举人九人、贡生一人、生员三人；校理十八人，其中举人、贡生各二人，监生七人，曾任翰林院检讨、县学教谕各一人，生员四人，只有一人是童生。需要说明的是，这种现象在江苏各地属于常态。

历史上不少名人也踊跃投身志事。东汉给《楚辞》作注的王逸，三国吴给《国语》作注的韦昭，晋著名将领周处，南朝梁元帝萧绎，南宋大诗人范成大，以及明王鏊、张采，清顾炎武、钱大昕、沈德潜、袁枚、阮元、江藩、焦循、刘文淇、刘宝楠、李兆洛，近人唐文治、缪荃孙、柳诒征、张謇、韩国钧等，或为通国大儒，或为一方名士，都积极参与志书的编撰。明《正德姑苏志》纂修人王鏊是著名大臣、文学家；祝允明、文征明都是著名画家、书法家、诗人，诗歌成就与唐寅、徐祯卿并称“吴中四才子”；蔡羽是文学家、书法家、书法理论家，“吴门十才子”之一；朱存理和朱凯也都是有名的藏书家、鉴赏家、艺术家、学者。清《嘉庆扬州图经》的作者阮元被时人尊为三朝阁老、九省疆臣、一代文宗，焦循为哲学家、数学家、戏曲理论家，江藩是乾嘉朴学重要的经学家、目录学家、藏书家。杰出人物参与修志，对提升志书品位、提高方志地位、助推修志事业发展，都具有深远影响。

（四）私志超群

梁启超在《清代学者整理旧学之总成绩——方志学》中将私家撰述的志书分为七类，列举了一系列名志佳品，其中以江苏居多，尤以常熟、吴江为最。常熟自明弘治十六年（一五○三）到民国初，四百余年间今存县志二十种，其中官修志书九种，私人撰著十一种。现在可以考知吴江在明代共有九种县志，除《嘉靖吴江县志》外，其余八种全系私志。而常熟姚宗仪在明万历间撰成的常熟县志，宿迁张忭、南京张怡在清康熙间撰成的宿迁县志、江宁县志，书名干脆就叫做《常熟县私志》 《宿迁私志》 《金陵私乘》。

江苏有诗书传家的悠久历史，人们以家族为基本单元，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形成一个个科举世家、官宦世家、藏书世家、诗文世家、学术世家。这种现象反映在方志编纂上，便是父子相继、子孙相承的方志世家大量涌现，由此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景观。无锡秦氏是明清江南的名门望族，族人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地方志的编纂。现存明清无锡县志八部，有六部都凝聚了秦氏族人的心血，其中四种由秦氏族人担任总纂。南京陈作霖、陈诒绂父子均为方志学家的情况也非常典型，足称我国志坛上的佳话。

（五）小志出色

在现存江苏历代旧志中，各种各样的小志差不多占有半壁江山。从志书记述对象看，有乡镇志，山水、园林、寺庙、灾异等专志，也有记载地方风土人情、遗闻轶事的杂志。从成书形式看，小志大多为私家著述，基本上属于民间行为，极少官府背景，充满旺盛的生命活力。

明清时期，随着社会经济持续发展，江苏特别是江南地区社会分工逐渐细化，商品经济渐趋发达，大批市镇应运而生。市镇的繁盛推动了乡镇志的编撰。根据仓修良先生《方志学通论》的不完全统计，江苏现存清代乡镇志七十七种，数量雄居全国各省之首。其中不少乡镇还多次编纂志书，如苏州的甫里镇、常熟的梅里镇、太仓的浏家港镇各有四部镇志传世；常熟的唐市镇，吴江的平望镇、盛泽镇各有三部镇志传世。

各种小志中，山水名胜志是可以和乡镇志相抗衡的志书品种。南京以栖霞山为记述对象，有唐僧灵湍的《摄山栖霞寺记》，明金銮的《摄山栖霞寺志》、盛时泰的《栖霞小志》、可浩的《栖霞寺志》，清楚云上人的康熙《摄山志》、陈毅的乾隆《摄山志》、张怡的《摄山志略》，民国陈邦贤的《栖霞新志》；以玄武湖为记述对象，有明赵惟贤、万文彩等的《嘉靖后湖志》，清王曼犀的《金陵后湖志》，民国夏仁虎的《玄武湖志》。扬州以平山堂为记述对象，有赵之璧的《平山堂图志》、程梦星的《平山堂小志》；以北湖为记述对象，有焦循的《北湖小志》、阮元的《北湖续志》、阮先的《北湖续志补遗》。苏州以虎丘为记述对象，有明王宾、文肇祉的同名《虎丘山志》，清顾湄的《虎丘山志》，周凤歧、顾诒禄的《虎邱（丘）山志》，陆肇域、任兆麟的《虎阜志》，民国王月芝的《虎丘山》。镇江以焦山、金山、北固山为记述对象，有明张莱的《正德京口三山志》，高一福的《万历京口三山全志》，陈明卿的《万历京口三山志选补》，陈邦佐、陈朝用、朱文山的《隆庆京口三山续志》，其余以焦山、金山、北固山为记述对象的志书尚有十余种。

三、江苏方志的辉煌成就

（一）编纂实践

江苏地方志不但历史悠久，数量庞大，而且精心结撰，质量卓越，在中国方志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四库全书总目》卷六十八共收明代以前“都会郡县志”之“尤雅者”二十四种，其中江苏六种，卷七十七共收“古迹志”三十七种，江苏九种，都占全国的四分之一。

三国吴顾启期的《娄地记》、顾徽（一作顾微）的《吴县记》不仅是今江苏地区，而且也是全国最早编修的县级志书，开后代编修县志之先河。《阳羡风土记》是记述地方风俗的名著，为今人查考端午、七夕、重阳等传统习俗的重要源头，在方志史、风俗史上都具有重要地位。此书广为后人推崇，清严可均就曾说过，古代地方志除《山海经》 《水经》外，以“此为最旧，《三辅黄图》 《华阳国志》并出其后”。范成大的《吴郡志》在《古迹》 《园亭》和《山》等卷之外，另设《虎丘》专卷，使之和《古迹》等卷并列，以集中而系统地记述虎丘的历史，常为方志界称道，对后世志书突出地方特色的结构方法开“升格”先河。淳佑《玉峰志》书前置有“凡例”五则，在我国方志史上具有创例意义，迄今仍为新编地方志普遍采用。元王仁辅的《至正无锡县志》只有邑里、山川、事物、词章四卷，是明清“三宝体”的滥觞。清代中前期，中央政府根据各地人口多寡、财赋丰瘠、政务繁简分置州县。这些新设立的州县与旧州县同根同源，风俗相类，言语相通，疆界彼此交错，人物互相迁徙，很难完全分割。鉴于这种情况，江苏不少地区编纂了“合志”，诸如《乾隆昆山新阳合志》、《道光昆新两县志》（昆山县、新阳县，二县同城而治。新阳县今属昆山市），嘉庆、道光、光绪《无锡金匮县志》（无锡县、金匮县今俱属无锡市），同治《上江两县志》（上元县、江宁县今俱属南京市），宣统《吴长元三县合志》（吴县、长洲县、元和县）。这些志书“形合神亦合”，“分中见合”“合中见分”，是对方志编纂史的创新和发展。

《景定建康志》在我国方志发展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纂修人周应合在继承我国官方正史编写范式的基础上，综合运用录、图、表、志、传五种体裁，首创纪传体志书编纂体裁。这种体例既保留传统志书的地理元素，又突出时代的人文诉求，坚持事以类从，横分门类的结构模式，很快便风靡志坛。此志被方志学家们定位为我国地方志定型与成熟的标志。其中《建康表》分世表、年表二种，具有大事记的性质，实开志书大事记的先河。周应合还针对官修志书众手成书的特点，在《修志本末》中提出定凡例、分事任、广搜访、详参订的修志“四事”，这是我国方志史上较早出现的方志品质保证机制，具有很强的科学性和可行性，直到今天仍被方志界奉为圭臬。

（二）理论研究

江苏方志理论大多散见于众多的志书序跋、凡例与编纂始末中，虽然尚未形成完备的理论体系，却如粒粒珍珠，在中国方志史上熠熠生辉。例如关于方志的起源，元张铉《至正金陵新志·修志本末》说：“古者九州有志尚矣，《书》存《禹贡》，《周》纪《职方》，春秋诸侯有国史，汉以来郡国有图志。”将地方志的起源追溯到《尚书》和《周礼》等典籍形成的先秦时期。关于方志的性质，宋郑兴裔《广陵志序》较早提出方志属史的观点，认为“郡之有志，犹国之有史”。关于方志特点和史志关系，清吴江翁广平《道光黄溪志序》说：“古今著作一纵一横而已。纵则历代史志，稗官野史，与夫谱牒、志铭、金石文字之类是也。横则山经、地志、《风俗通》 《岁时记》，与夫絶域、海外诸国文纪之类是也。志书，横中之一体耳。”不但立论正确，而且述理形象生动、简明通俗。关于方志的功能，明郑复亨《隆庆海州志·刻海州志跋语》云：“譬则医道然，州之民，婴疾者也；州之志，方书之经验者也。因疾以求方，援方以治疾，疲民其少瘳乎？不然，求其方而不得，乃欲以臆度之见，投不切之剂，而思以起疲癃之民，岂可得哉？”把地方志比作可以医治社会弊端的良药，认识非常中肯。

如所周知，我国古代有图有籍有志，图记地理，籍记户口，志记史事，各有侧重，后来逐渐合一，形成横跨百科百业的综合性地方志。对此，宋丹阳王存《元丰九域志序》云：“先王建国，所以周知九州封域与其人民之数者，诏地事则有图，诏观事则有志，比生齿则有籍。近世撮其大要，会为一书，趣时施宜，文约事备，则唐之《十道图》、本朝之《九域图》是也。”这些方志理论都是方志学家们在方志编纂实践中形成的，它们来自实践，又回归实践，大大促进了方志品质的提升，为地方志事业的繁荣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史料价值

江苏现存一九四九年以前编纂的各级各类志书八百余种，约占全国现存旧方志的十分之一。这些志书是品位高、储量大、埋藏深的宝藏，是观察历史的视窗，研究省情的平台，走进江苏的通道。梁武帝普通二年（五二一）建康（今南京市）琬琰殿发生过一次火灾，大火“延烧后宫三千余间”。关于火灾的具体日期，《梁书·武帝纪下》 《南史·梁本纪中》均记作“五月癸卯”，《资治通鉴》一四九记作“六月癸卯”。但是年五月、六月均无癸卯。而唐许嵩《建康实录》记作“五月己卯”，为是月十二日。此足纠史之误。我国古典文学名著《西游记》的作者，元、明二史俱付之阙如，遂生出许多争议，有谓元代长春真人丘处机者，有谓明代“青词宰相”李春芳者，有谓明代后期广州庠生朱鼎臣者。直到民国期间，鲁迅和胡适根据明《天启淮安府志》卷十九《艺文·淮安文目》吴承恩条的资料，才最终确认《西游记》为吴承恩所作。此足补史之缺。《景定建康志》有两卷收有六十九篇朝廷诏令。其中建隆元年（九六○）到淳熙五年（一一九七）三十篇，今见于《宋朝大诏令集》 《续资治通鉴长编》 《三朝北盟会编》 《北海集》 《文忠集》等文献中。但此后到咸淳元年（一二六五）的三十篇，现存宋元其他史籍均不见收录。此亦可补史之缺。古泗州在清康熙十九年（一六八○）没于洪泽湖。关于泗州淹没的过程，《清史稿》只有《地理志》中“州城圮，陷入洪泽湖”寥寥数字。检成书于康熙二十七年的《泗州志》云：“六月，淮大溢，外水灌注如建瓴，城内水深数丈，樯帆往来可手援堞口。嘻，甚矣哉，官若浮鸥，民皆抱木而逃，自是城中为具区矣。”读来触目惊心。此足详史之略。

（四）传承文化

地方文献是世代沿袭的民风民俗之外，又一支传承地域文化的“活水源头”。在地方史、族谱、档案等地方文献中，地方志以其薪火相传、绵延不絶的传递范式，“横不缺项”“纵不断线”的记述模式，文化资讯更加密集、更加系统，具有独特的价值。如果说地方文献是区域文化之“根”的话，那么地方志就是地方文献的“筋”。加之志书记述的地域范围相对稳定，后先相继，形成系列，这对于积淀、固化、传承地域文化具有重要作用。例如，古代长江为南北交流的天然屏障，江南、江淮与淮北地区自古以来就分属不同的行政区划，甚至敌对的分裂政权。金陵昔称建康，自古以龙蟠虎踞、帝王之都著称，但大多偏安一隅。自明太祖定都应天（今南京市）后，南京成为全国政治中心。成祖迁都北京，仍以应天为留都，且“台省并设，不改其旧”，俗称南直隶，一称南畿，其下直辖江淮南北十四府四州。南直隶的设置，今江苏、安徽二省和上海市第一次成为一个相对完整的行政实体。清代虽然废南京，改设江南省，但江南省与明南京在地域上一脉相承。明、清期间编纂的江南省志，记述范围都包括今江苏、安徽、上海三地，这不仅对江苏全省，而且对“长三角”地区社会、文化的高度融合，乃至当前的经济一体化发展，都具有积极的意义和深远影响。

四、江苏旧志的“新生”

由于印刷技术、发行条件的限制，古代地方志刊刻的数量极为有限，流传范围相当狭窄。而且古代书籍保管手段落后，霉烂、虫蛀的现象时有发生。加之战争匪乱、水火灾害等因素，旧志损失的情况十分严重。据统计，江苏历代编纂的志书约有三分之一左右已经亡佚。即使流传下来的志书，也分散收藏在全国二百多个单位，甚至同一部志书却被分别藏在不同单位，使用十分不便。如《崇祯尝（常）熟县志》共有十五卷，历史上从未刊刻，目前最早的抄本卷一到三藏在中国科学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图书馆，卷八到十五藏在中科院文献情报中心。还有一些志书流失海外，查阅更加困难。现存旧志成书年代大多超过二三百年，有的已达五六百年，不少志书纸张老化，行将毁损。另有不少志书只剩下孤本、残本。严峻的旧志收藏形势表明，我们每时每刻都面临着地域文化精神食粮“断炊”、中华文明血脉“断流”的隐忧。

近年以来，随着国民经济与社会的深入发展，国家着手推进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江苏积极回应国家号召，适时启动“江苏文脉整理与研究工程”，并将全省旧方志的整理纳入《江苏文库》。另一方面，通过几代出版人近百年的不懈努力，我国旧志影印出版事业取得一系列丰硕成果。新文丰出版公司的《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上海书店的《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续编》，台湾成文出版社的《中国方志丛书》，江苏古籍出版社（今凤凰出版社）、上海书店、巴蜀书社的《中国地方志集成》，国家图书馆出版社的《稀见方志丛刊》，天津古籍出版社的《国家图书馆藏地方志珍本丛刊》，江苏省地方志办公室的《江苏历代方志全书》等相继问世。这些都为《江苏文库·方志编》的整理与出版创造了有利条件。

《江苏文库·方志编》的选编与出版，通过电子扫描、择优补配、原样影印等现代化手段，既能将久已絶版而又举世罕见的旧方志“不失其真”“化身千百”，“缩今日为宋元明清”“延宋元明清至永远”，实现旧方志的再生性保护；又可以变“藏在深闺无人识”为社会共用。我们非常期待，通过《江苏文库·方志编》的整理出版，人们可以“记住乡愁”，传承精神基因，使传统文献活起来，让沉睡的文化宝藏焕发青春活力。从而增强江苏文化的价值引导力、文化凝聚力、精神推动力，引导读者将其转化为建设美好家园的强大精神动力。

五、关于《江苏文库·方志编》的几点说明

（一）收录范围

《江苏文库·方志编》以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为界，收录现存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江苏各个时期官修的通志（以省、府、州、县为记述对象的综合性志书），以及具有鲜明地方特色的省级专志，酌收价值较高的私撰通志。地域范围以江苏省现行行政区域为准，历史上曾经属于江苏的松江府，太仓州的崇明、嘉定、宝山县，徐州府的萧县、砀山县等，今已隶属外省市，俱不再收录。名胜、乡镇、风土等小志，结构松散、形式自由、带有私家笔记、地方掌故性质的杂志，另入《江苏文库·史料编》，本编不予收录。

（二）编排方式

本编分设省志、府州县志、专志三个部类。省志主要收录记述对象为江苏或以江苏为主的省级志书。府州县志根据清代行政序列，分设江宁、苏州、常州、镇江、扬州、淮安、徐州等府及直隶州厅等八个部分。专志部主要收录记述对象为江苏或以江苏为主，或记述范围涉及不止一府（直隶州、厅）的官修水利、漕运、盐法、官署等专志。

府州县志依次收录府志及该府所属州县志。直隶州厅仿此。直隶州厅部分，收录太仓州、海州、通州三个直隶州和海门直隶厅的志书。泗州在清代除本州外，辖有盱眙、天长、五河三县，原属安徽省。因州城早在康熙十九年（一六八〇）就没于洪泽湖，故址位于现在的江苏省境内，且本州大部今属江苏省泗洪县，盱眙县也早已划归江苏省，所以特将泗州及其所属盱眙县的志书作为直隶州厅部分的附录，殿于直隶州厅部分之末。

诸府、直隶州所属各县（散州）的编排顺序，以清末行政序列为准。同一行政实体（省、府、州、厅、县）志书的编排，以编纂年代为序。

（三）编选原则

本编本着优中选优、填补空白、后出转精的精神，努力精选传世良志、精善之本、罕见之书，打造精品工程，展示江苏方志强省、文化大省地位。具体编选原则是将历史价值、文献价值、文物价值并重，努力遴选成书较早、品质较高、品相较好的志书影印出版。衡量品质的主要标准，是体例完备、结构科学、内容全面、资料丰富、记述严谨。普本志书与稀见志书、孤本志书相比，优先选用孤本志书、稀见志书。资料密度大体相同条件下，优先选用成书年代较早的志书。同时兼顾志书的流传现状，优先选择从未影印或较少影印出版过的志书。

所收旧志力求完备，选择版面清晰、纸墨俱佳，无虫蠹、无破损、无缺页的本子为底本。原书如有蠹损、残缺、漶漫之处，用不同藏书单位的相同版本进行补配，以最大限度接近旧志的原貌。

（四）提要撰写原则

每种旧志之前，撰写一则提要。主要内容包括书名、卷数、版本、纂修人、纂修缘起与志书的基本内容、主要价值及存在的问题等，努力对志书的体例结构、资料价值、编纂特点、语言风格、历史地位、版本流传等进行客观的介绍与评估。

（五）前言及附录

全编之前冠以《前言》，各府及相关州厅县之前冠以本级方志简史，努力概括全省及各地区方志发展脉络，梳理彼此承继关系，内容涉及志书主要价值、基本特色与历史地位。全编之末附以《江苏旧方志总目》，分设已收书提要、存目提要和佚志考三个部分，分门别类著录相关资料。